飞去美国
我最后决定在2023年11月20日飞去美国。
说出来可能没人信，出发去机场的路上，双方还在谈条件的细节。我坚持要等到所有条款都敲定才肯上飞机，一直坐在登机口外面等消息。那一刻很魔幻，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直到最后几分钟，条件总算谈得差不多，我才起身走进机舱。
抵达西雅图我上一次来西雅图，还是三十年前住在温哥华的时候，我连市中心都没去过。
2023年11月20日下午，我落地西雅图。尽管律师们一直安慰，但我还是担心司法部在边境把我扣下来。好在我用加拿大护照顺利过关了。
律师也提醒，证监会的人可能会耍花样。我的律师特意到登机口接我。幸好最后什么都没发生，我顺利入境了。
下午和律师们碰了头，还和缓刑官开了Zoom视讯会议。开庭前，他们要收集我的各种资讯：身高体重、种族、外貌、健康状况、家庭、财务、犯罪记录、心理状况、吸不吸毒等等。
我的案子本身简单，但也算特殊：我没前科、不吸毒、身体基本健康；没工资，但也不靠社会救济。律师已经提前帮我填好表，缓刑官只是对下细节。
能看出来，她想尽量减少自己的工作。她反复说：「既然政府允许你在美国自由活动，我根本管不了你，也不想担这个责任。」
她这话可能有两层意思：要么是取保候审期，我不需要定期向她汇报；要么法官为了便于监管，会把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西雅图。当时我完全猜不透会是哪一种结果。
辞任前夜那晚，我和特地赶来的姐姐、母亲还有几位好朋友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就回饭店房间自己一个人待著。
我知道第二天早上全世界都会看到新闻：我向美国联邦法院认罪，也辞去了币安CEO。媒体一定会在我出庭没法说话的时候发表报导。我们得提前准备好对外声明。
过去的几天，在和律师开会的间隙里，我一直在写一篇部落格。但直到那天晚上都定不下来，太多事情还悬在那里。
那晚，我一个人坐在饭店房间里，终于把文章写完了。写著写著，突然意识到：我要离开这家公司了，这家在过去七年里几乎是我全部人生的公司。情绪涌上来，我没忍住，掉了眼泪。
我起身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回来继续写。凌晨四点写完第一稿，发给了亚洲团队。后来我们的总法律顾问告诉我，她读到时哭了。最终，他们一个字都没改。
我们计划，在我第二天走出法庭的那一刻，立刻发布那篇文章。
认罪和保释听证会第二天一早，我穿上西装，和律师们一起去往西雅图的法院。这事没有公开，现场只有我的家人和几个好朋友。法庭里有几个记者，估计直到开庭才认出我是谁。
进了法院，我先去登记，拍了张像嫌疑人档案照似的照片，还填了几张表。表格上没有「违反《银行保密法》」这一项，工作人员随手就勾了「金融诈骗」。我试著解释不是诈骗，但他根本懒得听。
认罪过程很简单，大部分条件律师早谈好了。法官拿著厚厚的文件，一条条问我听明白没有，基本上只要回答「是」。
真正的争议点在保释。我的律师强调，我是自愿主动从阿联酋来美国认罪的，要是真想逃，待在非引渡国家阿联酋显然更安全。很少有人会主动从这种地方飞来认罪再逃跑。
讽刺的是，司法部之前说过不反对保释。可等我真来了，他们又改口，说我会在知道事情严重性后改变主意逃跑。
地方法官BrianTsuchida支持我，认为我没有潜逃风险。他提到我没有前科，一向守法，也没有涉及欺诈行为。他判定我可以在等待宣判期间先回阿联酋。
以往司法部很少会因为保释上诉，就算上诉法官通常也不会改判。但这次，美国司法部偏偏就上诉了。
我的西雅图律师说，他干了40年这行，从没见过司法部上诉保释决定。另一个律师也说美国司法部「完全没看清形势」，这反而可能对我有利，因为会把法院惹恼。
但结果呢？
两周之后，联邦地区法官RichardJones支持了司法部的上诉，推翻原裁决。我必须留在美国，直到2024年2月23日宣判。整整三个月后。
这意味著接下来三个月我都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没带厚衣服，我只好临时去买些冬装保暖。
风筝冲浪卸任了币安CEO，我在美国等待宣判的这段时间真是闲得发慌。不能工作，不能创业，我整个人卡住了。于是干脆给自己放个假，就在网上随便找了个人少又可以玩风筝冲浪的地方，CorpusChristi。
我在谷歌地图上搜到一家附近的风筝冲浪店。店里的人跟我说水「不冷」。结果11月底的水冷得要命。大概是我冲过最冷的水了。但就算这样，我还是在海里玩了两个小时，让冰冷的海水暂时冲走那些烦心事。
感恩节那天我还在CorpusChristi。有个朋友特地从达拉斯开了七小时车来看我。那天所有餐厅都关门了，火鸡也买不到。我的保镳就烤了些排骨，我们一起喝了点啤酒。
感恩节过后，天气越来越冷，我就改去滑雪了。
法律准备尽管我一直不愿多想，但在2024年2月23日正式宣判之前，还有一大堆法律准备要弄。
最后会怎么判，谁也说不准。法官权力很大，可以判缓刑（不用坐牢）、居家监禁，或者直接坐牢。
所以我必须认真准备自己的法庭陈述，得在「请求缓刑」和「居家监禁」
之间找个平衡。说得太轻，法官可能会觉得我不真诚，判得更重；说太严重，又有可能让法官取中间点时对我不利。
那段时间，我和律师团队开了无数个会，反复琢磨怎么把握这种微妙的分寸。
律师还建议我准备一些「支持信」，找些认识我的亲友来写，让法官看到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那面，说最好能收集50封左右。
支持信2023年圣诞节前，我开始向家人和朋友们求助。我只问了十来个人，但很快，信像雪花一样飞来。我最初请求的那几位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认识我的人。我开始收到一些「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的信。他们写自己认识了我多久，为什么支持我。有很多特别真诚、感人的内容。
其中有一封信是：尊敬的 Jones 法官：我叫 SamSamarany。今天写信是想感谢币安和它的创办人 CZ，特别是在过去四年 ( . . . . . . ) 经济危机期间，他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我今年 33 岁，经营一家全球行销和多媒体公司。我有两个学士学位，建筑学和商业管理。
下面，我想说说，币安和 CZ 是如何在经济上真正帮到我的。
虽然早就知道比特币和加密货币，但我一直不敢尝试，直到发现了币安。我的工作经常要关注市场趋势和新技术，而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尤其是币安和 CZ，后来成了我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一，您可能听说过 ( . . . . . . ) 大爆炸，我们这里的银行破产了，根本取不出钱。币安给了我们 「 金钱自由」，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做全球业务，无法从国外客户那边收款。而透过币安，客户可以把稳定币打到我的帐户里，我再卖掉换成当地货币。后来我还把这个方法教给了其他需要从国外收款的黎巴嫩人。因为腐败和银行危机，西联汇款、 速汇金这种传统手段根本行不通。币安成了很多人的 「 安全钱包」 和新选择。它不仅给我带来了额外收入，也帮了几百个无法收钱的人。
第二，币安是个很好用的交易平台。直接在 App 里用 USDT 和比特币交易特别方便。我很幸运赶上了牛市，透过币安赚到了钱，也在社群里更受认可。我还自愿帮助身边的人了解加密货币。币安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币安学院免费提供了 2000 多篇文章，给了我们价值百万的知识。
此外，我还加入了币安天使。这个计划让我们能代表币安，帮助更多人了解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透过这个项目，我有机会到大学给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课，也登上了全球舞台，向各国分享区块链知识。没有币安和 CZ 的支持，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我还想特别感谢币安慈善，尤其是在我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提供了帮助，速度快、 很透明，真的挽救了很多生命。
总的来说，我写这封信不仅是为了表达对 CZ 的感激，也是想告诉您：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区块链行业的贡献影响了全世界成千上万、 甚至上百万的人。在像我们这样，黎巴嫩、 伊拉克、 埃及、 巴基斯坦、 乌克兰等国家，数百万人都在依靠币安提供的金融解决方案。
这些用户的安全，很大程度上都与 CZ 密切相关。他们把钱托付给他，是因为信任。他已经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世界里的核心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全球的人，司法系统怎么对待他，会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依赖他的人们。
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阅读这封信，我真诚地感谢您的支持。
此致敬礼 SamElSamarany
类似这样的支持信我总共收到了248封。其中有一封来自币安乌克兰团队，上面有56个人的签名。有些信的格式和内容不太适合作为法庭文件，最后我们选了160封提交给法院。在开庭前法院把这些信都公开了。
读那些信时，好几次我都眼眶发酸。这些温暖的话，让我在异国他乡过圣诞和新年时，心里好受了些。
我之前没这么深刻地意识到，原来有这么多没见过面的人，会觉得我们真的帮到了他们。我们的影响其实比我想的还要大得多。
人生真正的回报不是金钱、权力或名气，而是知道自己做的事对别人有用。能帮到人，我就很开心。
这些信让我更加确认了人生方向：继续去帮助更多的人。
友好的缓刑官们在等待宣判期间，我见到了两位新的缓刑官。她们负责写我的量刑前报告(PSR)。后来得知，这份报告非常重要。法官判刑时会参考这份中立的评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就连之后监狱分监区等级都会看这份报告。
2023年11月我刚到美国时见到的那位缓刑官对我并不太上心，好像只是为了应付保释听证会的流程。2024年1月10日，另外两位缓刑官，Sarah和 Amelia，接手了我的案子。她们非常友善，很真诚地想了解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聊了四个多小时，从我的童年、父母、工作经历，到怎么在全球各地生活、创办公司又迁移业务，当然还有币安的发展过程。
她们不是来审问我的，而是真心想了解我这个人。她们提出想见见我姐姐，好从家人角度多了解一些我的情况。
会谈结束后，我的律师说，他们从没见过缓刑官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被告身上。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几天后，我姐姐专门飞到西雅图见她们。我没在场，那次也聊了四个多小时。我听说我姐姐一度哭了，两个缓刑官也跟著掉了泪。
她们俩真是我在美国遇到过的最善良的政府工作人员了。
相比之下，司法部检察官那边却一直拖拖拉拉，连缓行官的面都不见。我的律师说这完全不合流程，本来双方都应该配合提供资讯。
三个月变六个月2024年2月初，离原定开庭日期还有两周，在我生日的那天，司法部突然要求把宣判日期往后延迟三个月。这意味著我要远离家人在美国多待三个月。
我的律师之前说过，政府很少会要求推迟宣判。但这次司法部就这么做了。很明显，他们知道让我在美国多待一天都是受罪。
这时候律师们的说法又变了，劝我不要抗争。他们说在美国多待段时间说不定不是坏事，法官可能看我离开家人这么久，判刑时会手下留情。
司法部的那些人在乎的是「胜利」，而不是公平。检察官只想多定罪、重判刑，他们会用尽各种办法，争取最严厉的处罚。
GiggleAcademy又要在美国等三个月，除了每天跟律师开会，我基本没什么事可做。我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人生要干嘛。
我不在乎钱。我的钱够花，也能支持未来想做的事。钱只是工具，不定义我是谁。
我不在乎权力。我本来也没啥权，而且我才刚辞去了币安CEO的位置。
我不在乎名声。我刚在美国认了罪，媒体也写了很多负面报导。而加密行业里的很多人仍然将我视作榜样和英雄。这些外在的标签是好是坏，将来是否能「留名青史」，其实都没那么重要。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是谁就行了。
那时候我完全没想到后来川普总统会赦免我。当时我身陷麻烦之中，连川普能不能当选、支不支持加密货币都不知道，也根本没人和我讨论这回事。能争取到一个公正的判刑就足以谢天谢地了。
既然钱、权力、名声都不在乎，那我到底在乎什么？
答案很简单：我希望，当我老了，回头看时，我能说：「我尽力了。」
来这个世间一趟，总得做些正面的贡献。如果能力有限，就少做一点；如果能力强，就多做些。
虽然我当时的情况很倒楣，但总体来说，我的人生还是很幸运的。我有能力和资源，有创业经验，还有很多支持我的人。
我不算聪明，但也不笨。
不算年轻，但也没太老。
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既然能做，就必须去做。
不做的话，将来回头看时，我就没法说「我尽力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做什么能产生最大的正面影响？
想来想去，我决定做个全球都能用的免费教育平台。
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数据：全球有8亿成年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
还有三到五亿的孩子没学上。总共13亿人没接受过基础教育，缺少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们大多都生活在落后地区，上不起学。如果能帮到这13亿人里的哪怕10%，也能改善1.3亿人的生活。正面影响够大！
如果把最好的教育内容数位化，全球分发，没有费用和地区的限制，就能让上亿人免费享受到好的教育。
我快速算了个帐：数位化小学一年级的英语课，成本应该超不过100万美元。12年就是1200万。再扩展到30个科目，总共需要3亿美元。
3亿美元，就能把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全部数位化，让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每年的教育经费是1100亿美元，我们连千分之三都用不到。
借助最新的游戏、AI和网路技术，我们可以用App传播数位教学内容，比传统学校更好、更有趣。
2024年2月下旬，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我开始和各种有教育经验的人聊这个话题，了解教育体系的问题：● 教育现在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 哪些方法行不通？
● 为什么教育还没完全数位化？
越研究越发现：这事完全可行。奇怪的是，居然没人在做。
现有的教育App局限性很大。大多只是辅助学校，而不是一套独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内容也偏重特定科目，缺乏完整的课程。
开发App需要成本，所以多数App都需要收费。每月4.99美元起这样的价格，很多地区的人根本出不起。大部分的现有App都是「被动学习」模式：学生看影片然后考试。除非家长盯著，否则孩子们自己不太愿意打开这些 App。
越了解，我越确定：这事儿值得做，需要做。而且需要我去做。
2024年2月下旬，我开始组建团队。很多人对教育充满热情，听了我的想法后，主动要求加入帮忙。我更加坚信，这是值得投入的使命。
限制行动2024年3月1日，美国司法部突然再次食言，向法院申请限制我在美国境内的行动。这跟他们之前作出的保证完全相反。
法院立刻安排了一场电话听证会。司法部提出的理由特别可笑，说什么我有加拿大国籍，如果我去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附近旅游，可能会趁机逃跑。
这根本站不住脚。美国的西雅图，法庭在的地方，本来就离加拿大的温哥华很近。如果我真想跑，早在他们把3个月延成6个月之前就跑了，何必等到现在？
法官最终的裁定比较支持我。他指出我在保释期间没有任何违规，法庭没有理由限制我的行动。但为了「两边都照顾到」，Jones法官要求我每次出门前都要向一位缓刑官报告。
我问律师：「那该找谁报备？」律师说，缓刑办公室现在压根没给我分配缓刑官。他们建议我联系2023年1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前，那个最早的缓刑官。那个在我看来像是想做最少工作的缓刑官。
第二天，我按法院通知的要求，给她发了邮件，说明我打算去黄石国家公园。按理说，她回一句「收到」就行。但她没有，她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法官，说她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律师说，她就是懒。
司法部倒很积极主动，要求也被抄送在邮件里，这样可以「随时了解我的行踪」。说得好像他们之前没监视我似的。
法官裁定：我每次出门必须同时通知缓刑官和司法部。从那以后，我每换一个城市，我就告诉法务团队，由他们把我的行程更新转发给缓刑官和司法部。
环游美国那时候我想：既然人在美国了，不如好好利用时间。反正没太多事要做，以后也没打算再去美国了。于是，我决定珍惜这自己争取到的自由，好好在美国玩一圈。
我去了美国十大国家公园里的七个：大峡谷、黄石、优胜美地、犹他州的拱门公园、红杉林，还去了南达科他州的纪念碑。我也去科罗拉多、犹他、加利福尼亚和蒙大拿的十几个滑雪场滑了雪，包括Snowbird、ParkCity、PalisadesTahoe、Heavenly、JacksonHole、AspenHighlands、Snowmass、Mammoth、Telluride、BigSky等。还去了迈阿密，玩风筝冲浪。
我让自己一直「忙」著。也不忘每到一处就把行程告诉律师，他们再发给缓刑官和司法部。
提出量刑我的量刑听证会定在2024年4月30日。
听证会前一周，美国司法部突然要求判我坐牢三年。因单次违反《银行保密法》就关三年，从没有过这种先例。司法部之前也没提过，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出，我们都惊呆了。
就算把所有额外指控都算进去，按正常的量刑标准，最多也就是10到16个月。但司法部现在要求的比最高标准还多出两倍多。
这时，我的律师们又开始改口了。他们说政府这么强硬，法官很可能会「折衷」，判个不长不短的刑期。可五个月前，这些律师还拍著胸口说，我的案子「很好打」。
听证会上，法官都对司法部的要求很意外。
法官说： 「 政府 （ 司法部 ） . . . 一开始就让我 （ 法官 ） 别按量刑指导标准来判。我这个法庭还从没听过这种要求。这个案子，我会严格遵守量刑标准。」
在我的听证会前五天，2024年4月25日，美国参议员ElizabethWarren写了公开信给司法部，说要「打击加密货币」。她还特意上了电视，生怕我的法官看不到。
这明摆著是把国会和司法系统当枪使。
不过相比之下，后来看到前总统（川普）因把机密文件带进厕所被起诉，那才叫离谱。要是我公司员工这么用功，把文件带去厕所看，我会给他发奖金。
判决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很受关注。我刚走到法院门口，记者和摄影师就围了上来，又是拍照又是提问。我没理会，直接进了法庭。
司法部在庭上说，我为了赚钱故意不守美国法律，还说币安能做这么大就是因为这个。完全不提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的律师反驳说，我只是没能完成注册手续，从法律来说是违规，但绝不是犯罪。美国从没有人因为一次《银行保密法》违规去坐牢。
这个案子既没人被骗，也没人损失钱财。我是自愿飞到美国，不是被抓来的。我已经辞去了币安CEO，还离开家人在美国待了半年。基于这些，我的律师请求法官给我缓刑，最多居家监禁。
司法部坚持要追加另外那两项指控，说应该因为「洗钱」加重刑罚。可这种加刑只适用于真正做了这些事的人，我根本没做过。
更夸张的是，司法部还要求法官宣判完就把我戴手铐带走。我想他们纯粹是为了媒体效果，想在电视上放出我戴手铐的画面。这个要求被藏在文件最不起眼的注脚里，如果不是我律师看得仔细，根本发现不了。
最终判决法官在法庭上直接驳回了「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这两项指控。法官 RichardJones指出，司法部没能提交任何证据支持这些指控。庭审记录里有几句话比较关键：法官： 「 我看了双方提交的所有资料，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被告清楚某笔具体交易，或者知道有人用犯罪所得在币安交易。」
法官： 「 没有证据显示被告知情，或曾意识到这些资金可能来自非法活动。」
法官也拒绝了司法部要求将我羁押的请求，因为我表现一直很好。他甚至明确表示，不需要对我进行「监管」。
法官： 「 说实话，我非常有信心，你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低 … … 法庭不会对你进行任何监管。」
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对判刑后的监狱等级，甚至「狱后监督」都有很大影响。
法官还说了很多给我的正面评价：法官： 「 你没有前科。你一直以来都守法。你自愿飞来美国面对指控，主动承担责任，还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支付了巨额款项。你出身普通，却追求教育，努力学习并创立了币安。在调查期间，你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这些都是在法庭考量的因素。」
法官： 「 法庭要评估你是否需要受教育、 培训或治疗。这些都不适用于你。你受过良好教育，非常聪明，显然不需要任何治疗。」
然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法官RichardJones提到，虽然他尊重先例，但并不是必须遵守。我心里一紧，这可不是个好信号。我们希望他能遵守先例，毕竟在美国律法体系里，遵从先例是量刑的重要标准和惯例。
法官： 「 每位法官都会独立判断，我重视先例，因为这是我们司法体系的基础。但你的案件很特殊，没有完全相同的先例，尤其是涉及联邦法官处理的影响和规模。」
当时我在纸上给旁边的律师写：「BNPP[60]！」
其实有过类似、甚至影响更大的案子。法国巴黎银行(BNPP)曾替受制裁国家（苏丹、伊朗和古巴实体）处理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和TWEA，最终认罪被罚了89亿美元。除了违反反洗钱，他们还掩盖了大量非法交易，甚至欺骗美国当局。文件里还提到很多高层的责任问题。比如有份文件显示：「法巴银行的高级合规官曾写信给内部法务团队，说他们与之交易的苏丹银行支持苏丹政府，而该政府曾庇护过宾拉登，还拒绝联合国干预达佛。」」
在法巴银行的案子里，尽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银行高层的知情和参与，司法部没有起诉任何个人，更没有人因此被判刑或坐牢。
事实上，美国司法史上众多此类案件中，没有任何高层坐过牢。
而在我的案子里，法官刚刚明确说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政府对我的指控。
那……？
罚款方面，法官判我个人支付5000万美元（司法部已同意），还有100美元的刑事特别罚金。
接著，法官再次说了很多让我松口气的正面评价：法官： 「 我看了你每一封支持信，因为我想真正了解你这个人。
我很少，或者说从未见到，这么多正面的信件。信里提到你对技术的热情，你创立和带领币安，辛勤工作让币安实现 5 亿美元的日交易量，自己却承担著全部风险。也说你帮助他人，做了很多包括币安慈善在内的慈善行为，帮助了全球数百万人。信里也描述了你勇于承担责任，生活简朴，关心家人和世界。这些都对判决有正面影响。」
法官总结：法官： 「 鉴于所有情况，政府要求的极端刑期不合理，也不能采纳。他们要求法院几乎翻倍最高刑期，忽略量刑指南。我从没听过这种要求，本案不会抛开标准乱判。」
之前的时候，缓刑官也已在量刑前报告里给出了建议：缓刑官 SarahWhaley： 「 我们建议判五个月监禁，无需监管 . . . . . . 若法院采纳这一建议，该刑期将成为本国针对类似行为所判处的最长刑罚之一。本案规模前所未有，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被告展现出极为罕见的认罪悔过态度，个人经历令人信服，其公司也在案发后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 . . . . . .
如果考虑非监禁，可考虑在美国居家监禁，因为境外无法监督。」
我后来没有得到机会当面感谢两位缓刑官Sarah和Amelia。她们的建议基本就是我最希望的：居家监禁。
最后，法官给出了判决：法官： 「 缓刑官建议五个月，但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释放会有延期。因此我认为，本案合理公正的刑期是四个月。法院现判四个月。」
最终，我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四个月。
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仅因违反《银行保密法》注册规定而坐牢的人。
没有欺诈、贪污或洗钱，却进了监狱。
法官说我的案子「规模和影响独特」，但其实很多之前传统金融机构的案子影响更大，比如政府在文件中列出的：BNPParibas(2015，罚款89亿美元)、Rabobank(2018)、UniCredit(2019)、DanskeBank(2022)。这些案子涉及更严重的违法行为，有些甚至涉嫌欺骗美国、违反敌国交易法，等等。但在这些司法部自己提供的文件中，美国政府从没有因此起诉过任何个人。
不过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我只能向前看。
监狱顾问这词对你应该很陌生，对我也是。随著美国坐牢的人越来越多，「监狱顾问」成了一个新兴行业。这些顾问一般是前狱长或前狱警，主要教人怎么为蹲监狱做准备。
我的律师们也帮我请了两位监狱顾问，为我的入狱做准备。但后来证明，他们大多数的建议其实都不太对。
虽然这些顾问在监狱工作过，但他们都没以犯人的身份「住」过监狱。警卫和囚犯的体验完全是两码事。
另一点是，美国有超过200万人的囚犯，监狱系统又大又复杂。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每所监狱又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规矩和文化。再有经验的顾问，也不可能摸清每个监狱里那些不成文的潜规则。
后来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真正坐过牢的人。他们给的建议，比律师们请的顾问就实在多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批人给的建议经常互相矛盾。从怎么申请转监狱，到怎么争取减刑，各有各的说法。
没想到，坐牢也有这么多的讲究。我原以为规矩都是清清楚楚的，结果每条都能被解读得五花八门。
MichaelSantosMichaelSantos就属于我说的那种「实战派」顾问。他23岁时因为贩卖大麻被判了45年。在这之前他没有犯罪记录。之所以被判得这么重是因为他当时不肯跟政府认罪和解，坚持要上法庭打官司。相比之下，杀人犯通常也只判5到10年。那是80年代，政府在大力「禁毒」。而当我在2024年遇到他的时候，大麻在美国很多州已经合法了，包括Michael居住的加州。
Michael实际坐了26年牢，因为表现好提前出来了。他在监狱里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并拿到了学位。后来在他攻读博士时，遇到了一位监狱长不允许教授寄书给他，被迫中断。
他还在狱中出版了六本书。
更厉害的是，他在服刑的第15年结婚了，他的妻子因读了他在狱中写的书，给他写信并来探望，最终嫁给了他。当时他至少还有11年的刑期。顺便提一句，美国联邦监狱并不提供夫妻亲密探视。据说他结婚的时候，监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因为他们通常处理的是离婚，从未办理过结婚。
在监狱里，他还学会了炒股票，给指令让他妻子在外面操作。虽然他连网路都没用过，但买的都是网路股票，赚得比那些整天只会锁门、只会对犯人说不的狱警还多。
对我来说，Michael简直是上帝的礼物。他免费给了我很多实用的建议，也指导我后来透过正规程序从监狱转入中途之家(halfwayhouse)。我的整个服刑过程都离不开他的帮助。
Michael花了很多时间帮我审阅我的这本书。他也计划帮我阅读本书的英文有声版。
监狱等级： 最低安全 vs 低安全法院判刑时，一般会建议被告被安排去哪个级别的监狱。像我这种白领犯罪，通常会被安排去最低安全级别监狱，俗称「营地」(Camp)。
这些「营地」通常没有围墙。仅从环境上来说，逃跑很容易，但几乎没人会这么做。逃跑会加刑还会被通缉。被关在那里的人通常刑期本来也不长，他们会更愿意安稳服完。
我不是美国公民，按规定去不了「营地」。法院当时建议我去低安全监狱，比最低安全高一档，里面住著很多毒枭和高风险犯人。我律师也没反对。
这时，之前提过的那两位善良的缓刑官Sarah和Amelia给了建议：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去「营地」，不是公民也有机会核准，这种例子并不少。
律师按她俩的建议，提交了申请。让我意外的是，美国司法部并没有反对这个申请，于是法院把最低安全监狱列入到建议里。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法院的建议仅是建议，真正说了算的是美国司法部的下属机构联邦监狱局(BOP)。果然如我所料，监狱局没有采纳法院的建议。
联邦监狱局通常要花好几个月才决定把人分去哪座监狱。对大多数美国本地人来说，这段等待时间等于能够在家里多待一阵。但对我来说，这意味著更长时间的有家不能回，相当于「白坐牢」。我的律师想尽快解决，就申请了加快分配。
判刑两周后，我收到一封纸质挂号信，要求我在2024年6月4日前去LompocII联邦监狱报到。那座监狱同时有最低安全和低安全区域，但信里没写哪个。
监狱顾问打了几通电话，确认了坏消息：我被分到了低安全监狱，不是最低安全等级的「营地」。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对我的服刑有直接影响，但在我来美国前没人告诉我这个。
刚被判刑不久，ICE西雅图办公室给我发了一个「移民拘留令」
(detainer)，这大概是对非美国公民的标准操作。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拘留令。在未来四个月的刑期里，我一共收到了三次ICE拘留令。虽然每次最终都被撤销，但每次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拘留令意味著：我服完刑后不会被直接释放，而是会被联邦监狱局转送到ICE拘留中心，等待他们决定怎么将我遣返回国。这个遣返过程可能会是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相当于服刑结束后还要额外被多关一段不确定会有多长的时间。ICE的拘留中心名声不太好，据说环境甚至比联邦监狱还差。
对非公民犯人来说，设置遣返流程也算合理。毕竟政府是想防止有人坐完牢之后非法滞留美国。我的情况刚好相反，我只想尽快离开，一秒都不想多待。
但遣返流程还只是后话，当下直接的影响是，因为ICE的这个拘留令，联邦监狱局根本不理会法院最低安全级别监狱（「营地」）的建议，认为那里太容易逃跑，所以把我分到了低安全监狱，以确保服刑后能顺利将我移交给ICE。
申请换监狱我的监狱顾问说会帮我申请换监狱，但管这事的联邦监狱局(BOP)是个很大的官僚体系，任何调整可能都要几周甚至几个月，这意味著我要在美国耗更久。
顾问们出了各种主意：联系德克萨斯联邦监狱局的中央办公室、写信给 Lompoc监狱长，等去了Lompoc后再申请调换，等等。
在他们忙著找人、讨论方案的时候，我只能干等。每拖延一天，我就离回家又远了一天。
表现好能减刑吗？
一开始律师跟我说，我被判了120天，但可能只需80天就能出来。按照川普总统通过的《第一步法案》(FirstStepAct)，犯人只要表现好，每30天就能减刑10到15天。
我心想，终于有好消息了！如果是真的，我不到三个月就能出狱了。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很快我们发现，我不符合「表现良好减刑」的条件，因为我不是美国人。
我的顾问们为这事争来争去。确实有外国人拿到过减刑的先例，但大家不确定联邦监狱局会不会对我通融，尤其我还背著ICE的移民拘留令。
我的移民律师认为这个拘留令没道理，他跟ICE交涉，希望能把它撤销。我只能一天天的等著。
他们周末不工作接下来的几天啥进展都没有。我等得不耐烦，决定在2025年5月28日提前去监狱报到，这样我可以更早出来，更早离开美国。我打算先开始服刑，而让顾问们在监狱外继续帮我推进能推进的功课。这时，顾问总算给了条实用建议，告诉了我联邦监狱局是怎么计算刑期的。
我被判四个月，他们按每月30.4天算刑期。如果释放日正好是周日，他们会提前到周五放人，因为周末不办理释放手续。
听起来只是两天，那当然也是能少一天就少一天。于是我改在5月30日去报到。这样出狱日还是9月27日，但实际在里面少两天。结果果然如此。
去监狱报到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我姐姐和82岁的妈妈开车送我到Lompoc监狱。9点45分我下了车，狱警立刻让我坐到停车场旁边的长椅上，催促家人马上离开，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
我独自坐在冷冰冰的长椅上，在带刺铁丝网之外。里面是监狱大楼，窗户很小。我没穿外套，在圣塔克拉拉清晨的寒风中冻得发抖。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身边没有手机。光是站在外面，就能感受到监狱里的压抑。
几分钟后，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被他父母送来了。我们俩就这样并排坐著，一起被冷风吹著屁股。
等了将近一小时，狱警终于叫我们进去。
踏入监狱我们报上名字，狱警听说我提前来服刑，很惊讶。我勉强笑了笑，说想早点结束。他笑了笑提醒我：「那就别惹麻烦。」我点点头。
通过金属探测器后，我们被带进监狱内部。走著走著，狱警随口说：「你们在这里得找点靠山，太平洋岛民帮在招新人。」我心里一紧，这听起来有点恐怖啊。
还没来得及细想，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只有两平米那么大，门锁上了。
我和那年轻人坐在小板凳上，谁也没说话。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被带到另一个稍微大点的房间。角落里有个马桶，有帘子挡著上半身，下半身完全无遮掩，谁在里面一目了然。显然，在这里，隐私不太重要。
脱衣检查一小时后，狱警叫我单独去换衣服。在小隔间里，我被要求全脱光，接受全身检查：手掌朝上，抬胳膊，手指伸进头发里，张开嘴，抬舌头，检查耳朵。然后抬睾丸、转身、露出脚、掰开屁股、弯腰、咳三次，以确保屁股里没有藏东西。
脱完衣服检查后，我领到了监狱服：一件破旧的棕色T恤、一条裤子、发黄的袜子，还有一双平底鞋。我换好衣服，又回到等候室坐下。
监狱 ID 和体检等了大概30分钟，一个狱警叫我们出来，确认姓名、列印监狱ID，并提醒我们千万别丢了，否则麻烦就大了。我看了下衣服，没有口袋，只好像其他人一样，把ID拿在手里。
又等了约半小时，一位女狱警进来做心理测评：「你吸毒吗？」
「不。」
「你觉得抑郁吗？」
（谁不会呢？）「不。」
「有自杀念头吗？」
（我只坐四个月，又不是一辈子）「不。」
我尽量回答得平静，不让情绪露出来。
随后，她给我手臂扎了一针，做结核病测试，让我两天后去餐厅附近的医务室报到。我点头，其实根本没太明白她具体在说啥。
辅导员大概一小时后，来了个自称是我辅导员(counselor)的狱警。他快速翻看了我那50页的量刑前报告（PSR），问：「你有什么理由不能和普通囚犯关在一起吗？」
我问：「还有什么选择？」
他说：「单独隔离关押。」
我说：「我可以去普通牢房。」
我又试探著问：「如果移民局的拘留令取消了，能把我调到隔壁最低安保监狱吗？」
他答：「我不知道。」
我又问：「我能拿到FSA（表现良好减刑）吗？」
他说：「你得等两周后的团队评估。」
我问：「团队评估是什么？」
他说：「你很快就会知道。」
说完他就走了。
C 区牢房半小时后，狱警带我到了C区。走到C区门口外，有一名狱警站在那儿，「你住A5号牢房。」
C区大门嗡的一声，开了。
我走进厚重的铁门，进入三层楼的囚区，每层面对面各有二十间牢房。底层是公共区域，摆著八张桌子。
大约有200个男囚犯，都很壮，脸上或头上有纹身，有的留长胡子，有的剃光头或留长发，挺著肚子，眼神凶狠，跟电影里的监狱场景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从头到脚地打量我。我强装镇定走向A5牢房，铁栅栏门关得死死的。我使劲推门，纹丝不动。
这时一个壮汉走过来：「不是这样开的，得等狱警来开门。」
好吧，我刚到几秒钟就暴露了。我是新来的，还像个傻子。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大家一看衣服，就知道我是新来的。
狱友一个戴著针织帽的白人伸手自我介绍说：「我叫Chino。」后来我才知道，Chino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中国。
我的监狱顾问曾提醒我，碰到一开始就很友好的家伙要小心，他帮你一次后以后常会找你要东西。所以我握手前有点犹豫，担心是个陷阱。这时，有一个亚洲人走过来。
「我叫Jay。你在哪个囚室？有铺好床吗？」
我说：「A5。」
他立刻说：「这间囚室漏水。之前分到这的三个家伙都得搬走。为什么他们老把人放这？」
立马，Jay走向狱警，替我申请换囚室。他指著二楼旁边一间空的囚室，就在他旁边。
狱警懒洋洋地说：「好吧。」
Jay转过头，「跟我来。」
看起来Jay像是能话事的人，我跟著他上楼了。
加入帮派？
走著走著，Jay随口说：「你是我们这伙儿的。」
等等，啥？我选了吗？
他补充：「Chino也是我们的人。」原来Chino是Jay的室友。
Jay指向三楼的栏杆，那有个大个子正盯著我看。
「那是Kanada，来自加拿大，也是我们一伙的。」
就这样，我进来不到十分钟，就莫名其妙入了帮派？
关于这个，我的监狱顾问曾经警告过我：「别加入任何团体或帮派，尽量保持独来独往。」但到了这里，我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的选。
牢房我到了我的牢房：钢制双层床架，小柜子，带小盆的钢制马桶，还有把塑料椅。就这些。
Jay回到他自己的囚室，拿过来一个旧塑料杯和一本书。「马上就要封锁了，待在你自己的牢房里。水杯和书给你，封锁结束后再帮你整你的床铺。」
我看了下公共区域里的钟，下午3:35。3:40整，所有囚室的门都咔嗒一声关上了，把所有人锁在房里。我一个人坐在钢制双层床上，拿著那只旧塑料杯。
我走到小盆边，有两个按钮，一个热水，一个冷水。
我按热水，没反应。按冷水，水慢慢滴出来。我用这点水勉强冲了冲杯子，喝了口水。从早上下车到现在，六个小时过去了，这才喝上水。
然后，我坐在钢床架上，试著接受眼前的现实。
我对自己说：「生活总有起伏，这一切都会过去！」
我本来就不是富人家出身，住过很多普通的地方。一直相信：别人能熬过去的，我也能。
我真正担心的是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们会不会耍什么花招，又让我在美国多待。
90分钟后，封锁结束，牢房门打开了。我走出来，看了下钟，下午5:10。
Chino走过来：「随时会喊晚饭了。」
Jay给我找来床上用品：一张薄薄、发霉、破旧的床垫，大概只有两三厘米厚。我们把它铺在床架上，再盖上毯子。但几乎没啥用，还是像躺在硬邦邦的钢架上。还好，我一直喜欢睡硬床。
Jay还递给我一件有汗臭味的旧毛衣。牢房里挺冷，我毫不犹豫接了过来，虽然这违背了之前监狱顾问「别随便收别人东西」的提醒。
在牢房里，只要没封锁，就可以自由走动。几个人过来和我聊了几句。大家挺大方，给了我一些生活必需品：牙刷、塑料勺子、旧袜子。任何需要的东西。
帮派我问Chino：「咱这是个啥帮派？」
他解释，在监狱里，犯人们通常会按种族自动分组。这很重要，因为背景相似、习惯相近的人会更容易相处。
狱警也支持这种分组，因为同族人在一起矛盾少，更好管理。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如果不同团体的人闹了矛盾，会先找各自的带头人商量，避免事情闹大。
这套办法确实能减少暴力。一旦你加入了一个组，就不容易被欺负。独自一人在监狱里会过得很艰难。
我们的这个组叫做「太平洋岛民」，就是第一位狱警提到的那个。里面有亚洲人、夏威夷人和美洲原住民。这组合挺有意思。监狱里亚洲人不多，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凑人数。
Chino其实是德国和菲律宾混血。我看他更像白人，但因为他是黑头发，大家就叫他Chino。
第一顿晚饭第一天的晚饭很简单，大约1200个囚犯排队去食堂，拿盒饭，带回到自己牢房里吃。盒子里有义大利面和面包。份量不多，但我本来期待值也很低，比想的要好一些。
囚犯新人晚饭后，又有人过来聊天，问些常规问题：「你因为啥进来的？」
我有点担心。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都报导了，说我是美国监狱史上最有钱的人。监狱顾问也和我做过很长的讨论，说我很容易成为勒索目标。
幸运的是，第一天没人认出我，他们基本不看彭博或者华尔街日报。后来有人说，其实是第一天认出我了，但没过来打招呼。
起初，我一提到是金融罪，他们就默认是诈骗，也不再追问。我试著解释《银行保密法》是啥，我没诈骗等等，但没人明白，也没人在乎。所以，之后我都直接说：「金融罪。」
大家耸耸肩：「哦，是白领罪。那你怎么会被关在这里，不去『营地』
呢？」
我答：「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
大家都：「哦，明白了」。
帮派政治每当有新囚犯来，每个组都会关心是不是他们的种族。都想壮大自己的队伍，所以会争著拉新人。
我们「太平洋岛民」人少。这个牢区大约200人，只有六个人属于这个组。
最大的是墨西哥人的组，占八成左右，大多是贩毒和毒枭集团，也是声音最吵的一组。
黑人和白人也都不多。
最被鄙视的是性犯罪者，他们在公共区域甚至没有座位。好像也合理。
监狱礼仪 Jay和我说：要尊重别人，要特别注重小节。在监狱里，什么都被剥夺了，尊严是唯一还能抓住的东西。被关在小空间里，人都崩得很紧。不要插队，不要盯著别人，管好自己的事。只要不惹事，就不会有麻烦。
虽然大家看起来很凶，我在监狱里没跟谁起过冲突。没人勒索我，没有威胁或霸凌。大家都处得挺和睦。
狱中第一晚在最初的24小时里，我无法使用讯息系统，也无法联系家人，被完全隔绝。最难的不是行动受限制，而是无法告诉家人我挺好。我倒不担心自己，但知道他们肯定在著急。
第一晚相对平静。天黑后，疲惫感袭来。第一次在牢里睡觉，很困难。一整天的站和坐，让我背部酸痛。床很不舒服，薄而破旧的床垫下是冰冷钢板，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它，冰凉刺骨。
不过，有自己单独的牢房已经很幸运了。Jay告诉我，这是暂时的，只因为我们这片的人目前是奇数。
最强的马桶监狱里的马桶是我见过冲力最强劲的马桶，几乎能冲掉一切东西，声音像一架战斗机。这里的礼仪是坐在马桶上要一直冲水，免得有气味。这是对同牢房室友的礼貌。
牢房的门是铁栏，所以能无障碍听到整个牢区的每次冲水声。200 名囚犯里，总会有人在冲水，声音可能来自远处牢房，也可能就在隔壁。这种响声整晚不停。
习惯在安静环境里睡觉的我，在这儿根本睡不著。每当有点困意，厕所冲水的声音就会把我吵醒。
食物早餐通常会在早上6:00到6:30之间通知。如果一分钟内没准备好，就会错过这一顿。午餐和晚餐也是这规矩。
我早上5点就醒了。6:05时牢门打开，6:06守卫喊「早餐」。
早餐是没味道的麦片，吃起来像纸屑。配一小盒零脂牛奶，稀得像加了半盒水，几乎喝不出牛奶味。他们还「贴心」地附上两小包工业糖，让你可以加点味儿。托盘里还有两块「蛋糕」，其实是黄面包涂了层假糖霜。
午餐和晚餐会换花样，但基本就是：大量碳水、过量糖、几乎没有蔬菜、水果或蛋白质。每周四的晚餐会有一只鸡腿，绝对是整个星期最好的一餐。其他时候通常是午餐肉（里面大部分是面粉，几乎没肉），或者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仿肉混合物。
每周也会吃一次鱼，但炸得完全看不出是啥鱼。外面包著厚厚一层面糊，里面藏著一小块鱼肉，小到我经常根本找不到。
往好了想，因为食物太难吃，我在76天里瘦了12斤。
要是嫌食堂饭菜差，还可以去福利社买垃圾食品，泡面之类的。不难猜，那是大家的热门选择。
监狱福利社原则上，犯人每两周可以在指定时间到福利社买一次东西，上限180美元。
购买前，要先填表，列出想买的东西，但具体能买到什么得看仓库有没有货。
实际上，狱警经常拖延甚至取消福利社日，用来提醒大家谁才是老大。就算真开放了，我想买的东西一半都缺货，最后只能买到90美元左右的东西。
整个流程就是故意让你买不痛快，而且效果很好。囚犯们每次都满怀期待地等福利社日，但结束后几乎全是各种抱怨。
我进监狱时，刚好错过我们这区的福利社日，所以必须再等两周。那个「好心」的狱警又多延迟了一周。所以，我在监狱的前三周，连一支牙刷都买不到。
电话与电脑入狱第二晚，我拿到电话和电脑的使用码。只能跟登记过的联系人打电话或通信，最多登记30个人。因为进来时不能带东西，我唯一能背出来的只有我姐的电话，是因为这个原因特地提前背下来的。
监狱顾问曾教我一招：入狱前连续五天，每天给自己寄一封有联系人名单的信，这样如果有一封能收到，就能有联系人资讯。结果我一封都没收到。
200名囚犯共用6部电话和4台电脑。几乎一直排长队。有时候要排好几个小时队。轮到你时只能用15分钟，时间一到就自动断线。得再等一小时才能重新开始排队。
电脑的排队比电话短，因为很多人不识字或不会用电脑。也因为电话是免费的，这是疫情期间封禁延长的补偿措施。电脑发消息每条要5美分，自然不受欢迎。
我比较常用电脑。但所谓的「电脑」，其实是一个完全锁死的终端，只能打开一个收发讯息的程式。
你可以给被批准的30个联系人发消息，每条消息要经过安全审查，延迟两小时才能送达。收件人必须登入特定网站才能阅读和回复。每条消息最多3000字符，不能加图片、附件和连结。
最烦人的是，不能复制贴上。
我就是用这个系统开始写下这本书的初稿。没有复制贴上意味著：想移动一句话，就得删掉，重头再打一遍。
每次排到我只能用15分钟，我得把想到的赶紧打出来发给助理，让他帮我存著。等一小时后再次排到时，思路早断了，只能从另一个话题写起。写作变得极其缓慢、零散、混乱。
但这样也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它逼我写下所谓的「垃圾首稿」。没机会过度思考或者斟酌句子，只能把脑海里冒出来的全写下来，不断往前推进。
很多作者都说第一稿是最难写的。不管首稿再烂，只要写下来之后就可以持续优化。
我在那个终端写的所有东西，都被监狱和多个机构记录并审查。一次，狱警随口提到，我被列为中央重点监控囚犯，意味著监狱总部有人在盯著我。这并不意外。
因此，我都不能写太多关于监狱的细节。
尽管我抱怨这个系统，但和我的新朋友MichaelSantos当年相比，我已幸运太多。
他当年只能手写，寄给妻子打字，再打印出来，寄回给他修改，如此循环。在这种原始条件下，他竟然在狱中出版了六本书。
那我又能抱怨什么呢？除了我根本就不该在牢里！
白天的噪音白天的监狱也吵得离谱。聊天声、吵架声就没停过，还有人玩多米诺骨牌，故意把牌重重砸在金属桌上，声音特别刺耳。整个区域就像在比赛谁声音更大。
我讨厌噪音。平时稍微吵闹一点的餐厅或酒吧都不会去。于是我远离公共区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牢房里，这样就不用在噪音中大声说话。
我本来就是个内向的人，一个人待著反而能让我恢复能量。
「 双重谋杀犯」 室友正如Jay说的，我住单间的日子并不长。两天后，守卫把我调去和一个「双重谋杀犯」同住。他是美洲原住民，因为一次杀了两个人，被判了30年。
当时他已经关了12年，还剩18年。因为表现良好，他从最高戒备监狱被降到中等、再降到低级别的监狱。
还剩18年要熬，他的心态和我完全不同。他每天就是看电视、打发时间，好像也不急著为出狱做什么准备。
我很快发现，他最「要命」的地方不是杀过人，而是他的打呼声比雷声还响，连整栋楼的冲厕所声都盖不住。
第一晚，他打呼噜时，我躺在床上一直想：「是不是该踢他一下，让他醒醒？」
第二天早上，我跟他说：「你昨晚打呼挺厉害的。」没想到他直接说：「我打呼时，你就敲我的床。」
后来我就照做了，跟他相处得也没问题。
淋浴坐牢第一天我没敢去洗澡，但迟早得洗。后来发现并不像电影里那么吓人。
淋浴房有三个小隔间，每个都窄到只有肩膀那么宽，洗澡时很难不碰到墙。门是那种半掩式的西部牛仔的酒吧门，有点隐私但不多：能看到里面人的头和脚，看不到中间的隐私部位。进出淋浴间必须穿内裤，因为可能会有女狱警在外边巡逻。如果被抓到全裸，会关一个月单独禁闭。
和监狱里所有事一样，洗澡也要排长队。
淋浴只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大约会出30秒的水，还没法调温，水经常烫得要命。我问了一下，大家都是先把小毛巾打湿，凉一会再擦身子。虽然麻烦，但总比被烫强，结果就是，淋浴排队更长了。
狱警大多数狱警都挺正常。有些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知道我是谁后，还问：「现在该买比特币吗？」我想要是我说：「对，可以买，」但明天比特币价格跌了怎么办？所以我回答都是：「我都上不了网，完全没资讯，怎么会知道？」他们也就不再问了。
大部分狱警还算公道，但有些还是喜欢整犯人。他们把「惩罚犯人」当成自己的事业，享受折腾人带来的某种扭曲快感。
我没见过他们打人，更多是搞小动作来展示权力。比如，拖延放风时间、突然延长封禁。举个例子，有个狱警嫌公区铁桌玩多米诺时太响，就下令所有桌子要包毯子。但换班来了另一个狱警，觉得丑，又要求把毯子全拆了。狱警换班，规则就又换。
牢里空间小，犯人们用塑料袋编绳子晾衣服。有天，一个狱警突然不喜欢这些绳子了，拿剪刀进牢房挨个剪断所有晾衣绳，还宣布再发现绳子就关禁闭。
还有一次，一个年轻的黑人女狱警连著几天把我们整个区都关了禁闭。原因是她以为有人对她吹口哨。
三天后我们才搞清楚，这是个误会。监狱里八成都是墨西哥毒贩，一半人连英语都不会。每次封锁前，有人会吹口哨互相提醒大家赶快回自己的牢房。这只是他们内部的沟通方式，让大家能更快配合命令而已。这个女狱警以为是有人觉得她好看才吹口哨。200多个大汉子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封锁了三天，真的无语也无奈。
这些狱警让人受不了，很多犯人因此很愤怒，时常抱怨。
这里明显能看出刑期不同的人，心态差别很大。对于长期囚犯而言，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一点不公平都能把他们逼疯。
而我一直提醒自己：只要熬过几周就能离开。别较真，保持低调，不惹事，保持情绪稳定，忙著写这本书、锻炼、给家人和朋友发消息。
中等安全等级监狱入狱后，我才从其他犯人口中得知，现在待的这所「低安全等级监狱」，在不到九个月前，还是中等安全级别。
一般的低安监狱，没有金属铁栏把人锁在牢房里，也不会在每个区的入口前装金属探测器。犯人本该能在走廊自由活动。但在Lompoc的这个所谓「低安监狱」，这些限制全都有。
更糟的是，这座监狱建于1920年代，早就超期服役，是仍在使用的最老的监狱。同期的其他监狱都已退役。设施旧得离谱，空调通风口里望进去，全是厚厚的霉斑。
因为这个，所有刚到Lompoc的人都会生病，无一例外。我进去没几天，就开始喉咙痛、发高烧。
狱医生病那会儿，我刚好被叫去医务室做入狱的例行检查。要量血压，和身高体重。
我问，能不能给点治喉咙痛的药，她说：「不行，你得去福利社自己买。」问题是福利社两周才开一次。我意识到，在监狱里保持健康很重要。
第二天，我又被叫去牙科室做强制检查。我顺便问，能不能洗牙，医生说可以预约，但可能要等1到2年。后来狱友告诉我，他坐了18年牢，一共只洗过两次牙，所以每天刷牙刷得特别认真。
如果牙齿有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直接拔掉。因此很多犯人的牙是缺失的。原来不是因为打架打掉的。
LompocII监狱的放风场倒是意外地很大，面积接近足球场。有草地、泥地跑道、网球场、排球场，还有一些户外器械。
从别的监狱转来的犯人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放风场。
但能不能真正放风，却不一定。要碰上天气好、没起雾、没施工、没有任何莫名其妙的状况，最重要的是没人惹恼狱警，我们才有可能在晚饭后放出去一小时左右。
一旦能出去，那绝对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
我每次都尽量去。通常会在拉力器械上训练一小时。每台器械通常有五到八个人轮著用，组间休息时间刚刚好。犯人之间都挺客气的。
拉力训练完，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在跑道上走几圈。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漂亮的夕阳。
减刑进去两周后，我仍不清楚自己有没有机会获得「表现良好减刑」。我问我的监狱辅导员，她笑嘻嘻地说：「你没资格。」
我在牢里干等消息时，律师们还在持续工作。他们联系了监狱长和德州联邦监狱总局，坚持说我符合条件。我的移民律师也写信给ICE华盛顿总部要求撤销移民拘留令。
三周后，律师传来消息：ICE已经撤销了对我的移民拘留令。那是我进监狱以来，收到的第一条好消息。
又过了一周，他们告诉我监狱长表示因为我刑期短，他们打算观察我几周，如果我表现好、没有惹事，他们会考虑帮我申请转到中途之家，然后转居家监禁。
多数犯人在刑期还剩18个月时，就会被转去中途之家或居家监禁。几乎所有人都会在刑期结束6个月前转往中途之家，以便提前「重新适应社会」。
而我整个刑期不到四个月。
又过一周，我的辅导员叫我去办公室，臭著脸开始问一些只有在准备转中途之家时才会问的问题。她似乎很不开心，这看起来是个好迹象。
你可能觉得这几周过得很快，但对我来说很漫长。我每天都在等家人或律师的消息，一有机会，就去排队用电脑查最新进展。
第二次移民拘留令好消息并没有持续太久。
才过了一周，辅导员又把我叫进办公室。这次她又变得高兴了，笑嘻嘻地告诉我坏消息：「ICE又给你下了移民拘留令。你不再符合进入中途之家的资格。你的转移申请被取消了。」
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在耍我。」
我立刻给律师打电话、发邮件。一天后，他们终于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次是ICE洛杉矶办公室发的拘留令。我的监狱隶属于洛杉矶辖区，洛杉矶办公室的人可能跟他们总部没能充分沟通，又发了一次拘留令给我。
也有可能，是美国司法部的某个人在故意整我。到底是不是，我根本无从知晓了。
我的移民律师再次联系了华盛顿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总部。
一周后，第二次拘留令被撤销了。但中途之家的申请需要再次从头开始。
这些都在拖延我本来可以早一点转去中途之家的时间。
7月底，监狱辅导员又把我叫进办公室。这一次，她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好了，我们已经重新启动你的中途之家申请。」
我问：「什么时候转移？」
她说：「8月13日。」
这第二次的拘留令让我错过了原本的时间安排，在监狱里平白多待了四周。不过好歹，现在总算有了个确切日期。
我开始为转移做准备。家人和MichaelSantos在安排来接我的各种事宜。
我在心里倒数著每一秒。
监狱里 「 收到诉状」
8月5日，就在我预计要被转去中途之家的前一周，我突然被叫去接收调度室。
在监狱里，被叫去调度室一般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要被放出去了，要么是要被转到别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提前一周叫我过去。
有那么一瞬间，我闪过念头，「难道是要提前放我出去？」 但那样的话，我家人可能不知道要来接我。更糟的可能是：「不会要我转狱吧？那真是被整惨了。」
我焦虑地在调度室干等了几个小时。
终于，一个狱警告诉我：有美国法警要来见我。我完全不知道原因。
又等了很久，法警终于到了，抱著一大摞文件。他把东西往我手里一塞，说：「这些是法律文件。你被人起诉，有30天时间回应。」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我一个人，抱著94页的民事诉讼。
我翻了翻那难读的法律文件，才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起诉我的，是一个叫MariaSanchez的人。我听都没听说过她。她的SIM卡被人换了，遭到诈骗。骇客偷了她的手机号码，登入她的信箱，给她的电脑下了病毒，入侵了她的币安美国帐户，把她的加密资产转走了。
于是，她起诉了AT&T（手机卡被换）、微软（信箱和电脑被骇）、币安美国（交易平台），以及我个人。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跟她的案子、跟币安美国的营运也毫无关系。
我却在监狱里收到她的起诉书。
讲真的，如果她起诉我，那按这个逻辑，至少也应该顺便把比尔·盖兹也一起告了，才公平吧。
我马上申请打法律电话，想联系律师。但监狱的流程很慢，等到我和律师通上话，已经是两周之后了。我原以为，自己此刻早该在中途之家了。
后来才知道，只要你在联邦案件里认罪，那些民事诉讼就会蜂拥而来。
有一整个行业专门干这个。那些律师们盯著联邦案件，有人一认罪，他们就立刻冲过去提民事诉讼，就像是盯著新鲜尸体的秃鹫一样。
我敢肯定，美国司法部对这种「搭便车式诉讼」心知肚明。
法律电话理论上，我在服刑期间有权跟我的律师进行不被监听的通话。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
按规定，我可以在需要时随时打法律电话。但实际是，提交申请两周后能打上法律电话，就算非常幸运了。
监狱里所有事情都得走很长的流程，再紧急的法律事务也会被一拖再拖。
好不容易等到能打法律电话，按规定我该被带到不会被监听的私密空间。
负责的狱警却把我带到他办公室门口，拉出一条很长的电话线，让我站在门口通话。他还特地把办公室门敞开，能听清我说的每句话。
整个体系，就像专门设计的让你没法为自己辩护，哪怕是你被卷入无理的民事案子。
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用被监控的讯息系统给律师留言，估计这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Coinbase 用户被骇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份诉状，比第一次更荒唐。
这次告我的是个在Coinbase被盗的用户。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去起诉 Coinbase，反而把币安全球站、币安美国、还有我一起告了，只因为被盗的钱可能曾在币安美国流转过。
人在监狱里，我根本没法回应这些诉讼。好在我不久后就能出去了。我都不敢想，其他犯人要是遇到这类法律麻烦要怎么应对。
最终，这两起诉讼在我出狱后的几个月里都被法院驳回了。
但在当时，它们确实带给我不少的压力和烦躁。
朋友探视不成按规定，每个囚犯都可以接受探视。时间是周六、周日。整座监狱有2200名囚犯，探视室最多只能坐下20个家庭，先到先得。
现实中，所有探视者都必须先通过一套繁琐的申请流程。我有十几个朋友反复申请了好几次，没有一个成功。
每周我都去问辅导员，有没有收到我的朋友的探视申请，她每次都说：「没有，一个都没有。」
直到我快出狱的前一周，她突然拿给我一大叠我朋友们的探视申请。说：「刚收到这些，但你反正要走了，也不用处理了吧？」我只能点点头。
整个服刑期间，没有一个朋友能来探视我。但我很感谢他们一直的尝试。
幸好MichaelSantos告诉我们：只要家人在量刑前报告(PSR)的名单上，探视就不需要额外审批。他把这条规定打印出来，我姐姐带著那页纸去监狱。
在门口折腾半天，她终于进来了。但我妈妈却被挡在外面，因为狱警在她的加拿大护照上找不到入境章，移民官当初没盖。我82岁的妈妈，坐六小时车来看我，却被拒之门外。之后那周，姐姐从政府网站上下载并列印了妈妈的合法入境记录，她才终于能进来看我。
在家人第一次来之前，我还一直说：「不用来看我啦，我关的不久，不用你们来回开车六小时折腾一趟。」但说真的，在监狱待了一周后，能再见到她们，我真的很开心。知道她们要来那天，我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准备好，一直等著。当狱警终于叫到我名字，我几乎「脚不沾地」地从走廊跑到探视室。
那是整个服刑期间，我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所以，如果你有亲人或朋友在坐牢，去看看他们吧。
走出监狱2024年8月13日，我终于走出了监狱。这是我转去中途之家的日子。
那天早上7点，我被叫到释放处。等了一小时，才有人让我把囚服换下来，穿回自己的运动服准备离开。
有狱警推过来三大箱东西，都是人们寄给我的书和信。这些应该是早就送到了，却从来没人拿给我。我告诉他们：「不用了。」
我走到停车场，那个76天前我被送进来的地方。一切都感觉好不真实。
他们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放了我出来。因为监狱的停车场不允许外来车辆停留，所以我家人还没到。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没法跟外界联系。
有那么20分钟，我就站在那，静静感受这一刻。
等家人和MichaelSantos赶到，我坐进车里，整个人才松了下来。
走出那栋建筑时，很像做梦。车子开动了，我还在想：「我真的离开了吗？」
直到监狱大楼越来越远，慢慢消失，我才真的意识到：我又自由了。至少是「半自由」了。
片刻自由我早上8点出狱，要在下午3点之前去「中途之家」报到。车程约三小时，中间还有几个小时的宝贵自由。
我先去了姐姐家，吃了顿像样的午饭，洗了个真正的澡。不用担心碰到墙，也不用穿拖鞋隔开脏地板。两个半月没好好洗过澡，那感觉太奢侈了。
洗完澡，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出发去中途之家。
中途之家中途之家是帮助囚犯重新适应社会的地方。很多人坐了十几二十年牢，不会用智慧手机和电脑，没有家人和朋友支援，也没啥工作技能和存款，重新融入社会很难。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的，没有这些麻烦。
中途之家有点像大学宿舍，只不过住的都是有犯罪记录的人。这里大概有40个犯人，大家都快要完全出狱了。房门都不上锁，住宿区被分成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八张上下铺，住十六个人。
大门理论上可以直接走出去。但必须得到许可才能离开。
前七天我不能出门，类似「封闭期」，不过可以用手机。工作人员会检查手机，确保没有成人或赌博内容。姐姐给我买了部新手机，检查起来很方便。
终于又能上网了。我登入X，只看看，没做任何互动。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什么限制，也不想因为被媒体报导我出狱了上网了而搞得不能上网。幸好媒体十天后才发现我转到了中途之家。
来这里之后，我和家人、朋友的联系就方便多了，还能随时点外卖。作息时间也没有严格限制，家人也可以随时给我送东西。
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比监狱的狱警友好多了，他们是服务式的思维，而不是像狱警那样想控制你。
七天的封闭期过后，就可以在白天离开中途之家，但必须是去工作、做志愿者或上课。如果有当地健身房的会员，还可以申请晚上的健身通行证。
我立刻都申请了。
MichaelSantos有一家美国国税局(IRS)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叫「监狱教授」。它的使命是帮助犯人们为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也帮助已经出狱的人重新融入社会。监狱里几乎没什么学习资源，他的机构提供课程，免费寄书和学习资料，帮助囚犯们学习新技能。Michael会定期给监狱里的人们发激励内容，去监狱里办讲座，教大家怎么准备出狱后的生活。
他请我去做志愿者，帮忙给囚犯们做加密货币的教育资料。其实基本就是复制贴上币安学院的内容。你可能没法想像，在经历了76天没有复制贴上的日子，当我能再次使用这个功能时，心里有多激动。在志愿工作的间歇，我就继续写你现在读的这本书。
志愿者工作批下来之后，我每天早上7点离开中途之家，晚上6点前回去。
在晚上6点到9点之间，我还可以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这样一来，除了睡觉，我基本整天都在外面。
但也只能去指定的办公室和健身房，不能乱跑。他们会随机抽查。第三天上班时，中途之家的工作人员突然来了，叫我下楼打个招呼。他在马路对面跟我挥了挥手，就满意地离开了。健身房他没有去查过，可能他也要回家陪家人。
相比监狱，中途之家的生活简直好太多了。
准备居家监禁按流程，9月18日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居家监禁，能在姐姐家度过刑期里的最后九天。
九天听起来不长，但比起跟15个男的挤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这九天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不是因为那倒楣的第二次移民拘留令，我本可以在家服完刑期的最后39天。
居家监禁的要求很严格。房子里必须有座机，我姐姐特意装了一部。座机不能开来电转接，也不能有三方通话，她也按规定跟电话公司申请关闭了这些功能。中途之家工作人员会随时打电话检查。所有这些都准备好了。
房子还必须通过工作人员的上门检查，这也顺利通过了。
我姐姐还得参加培训，了解规则和责任，学会做居家监禁的监督人。她都按要求全完成了。
一切准备就绪。我只等著从中途之家搬出来，在她家度过剩下的刑期。
突发拘捕但是在2024年9月13日中午，离原定转居家监禁的时间只剩5天，总刑期还剩14天，中途之家的管理员突然打来电话。当时我正在办公室做志愿工作，案管说我必须立刻回去，也不说原因。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回到中途之家，她让我先等著。
几分钟后，她开口说：「SantaAna的警察正在来接你的路上。」
我愣住了，连忙问为什么。案管说她也不知道。我立刻联系家人和律师，他们很快赶来，但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坐在那儿干等。
大约两小时后，两名女警察出现。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解释，就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把我带到后面带铁笼的警车里。
我的律师问是什么指控，警察耸耸肩，说她们也不清楚，只是按命令来接我。唯一知道的是：要把我带到SantaAna警察局。
高架上大堵车。在接下来的三小时车程里，我被铐在车上，脑子里乱成一团：这又是一次心理战吗？
他们要扣新罪名吗？
会不会让我在美国无限期被关押？
我的刑期只剩下14天了。
我真的还出得去吗？
终于到了SantaAna警察局，我被带进拘留中心。
他们又让我做了一遍入狱流程，填资料，脱光全身审查。流程跟之前一模一样：伸手心、手指梳头发、张开嘴、抬起舌头、翻耳后、转身、弯腰、分开臀部、咳三下。折腾完这一套，他们给了我件橙色囚服。
一直到晚上九点，我还是不知道为啥被抓。我问警察，但没人能给答案。
那一晚，我处在一种「被关但没人告诉你为啥」的状态里，压力大得无法形容。
第三次移民拘留令第二天中午，终于有警察告诉我原因：「你被移民局扣留了。ICE给你下了移民拘留令。」
这是ICE第三次对我下拘留令。
我立刻联系了律师，这次，他们觉得「相对来说算是好消息」。至少不是新的刑事指控。人在倒楣时，期望值真的会变低，我算是体会到了。
不过，ICE的拘留令仍然可能造成大麻烦。如果不及时撤销，在我服完剩下的13天刑期后，会被转去ICE的拘留中心。有狱友说，他们曾在ICE拘留中心被困一年多，因为政府要挨个处理遣返手续。
签证逾期律师联系ICE总部后才弄清：我被认定为「签证过期」，服刑期间算「非法滞留」。这完全是因为司法部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
时间线是这样的：● 2023年11月21日我用加拿大护照进美国，能待六个月。当时以为认罪后几天就能回阿联酋，地方法院也核准了。但检方上诉后，上级法官推翻原判，要求我留在美国等量刑，量刑听证原定在三个月后的2024年2月23日。
● 2024年2月检方申请把听证再推迟三个月，法官同意了。我再次申请回阿联酋被拒。这时如果离开美国就算违法。
● 2024年4月30日法官判我四个月监禁，我当然无法离境。我的移民律师立刻帮我申请签证延期。通常提交申请就算合法停留，ICE一般要九个月才处理。
但这次ICE只用了三个月就拒绝了我的延期申请，而我当时还在狱里。
换句话说，除非越狱离开美国，否则我必然成为「非法滞留」。律师认为 ICE的拒签行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但现实就是，我已被他们定义为「非法移民」，这就是ICE第三次下拘留令的理由。于是在刑期只剩14天时，我被带上了镣铐、再次被关了起来。
这事离谱得我当时都怀疑是不是司法部或拜登政府里的某个高层在故意整我。
幸好三天后ICE总部按照我律师的请求，再一次撤销了拘留令。
但我还被关在SantaAna警局的拘留所里。
按理，我应该被送回中途之家，继续按原计划转居家监禁。可警察说：中途之家已注销了我的档案，重新申请至少需要2到4周。等流程走完，我刑期都结束了。
我只能接受这个荒谬又不公平的结果，在拘留中心再关11天。这都是拜登政府干的好事。
拘留中心于是，在美国的最后14天，我就这样毫无过错地，被关在了拘留所里。
拘留所的很多方面比监狱还糟糕。这里面的人大多只待几天、几周，顶多几个月，所以设施少得可怜。福利社卖的东西也少很多。没有操场，没有健身器材，也不能用电脑。
另一些地方倒是轻松一点。比如见家人不用像监狱那样搞很多麻烦的审批手续。我一周能见两次家人，见律师也容易些。
但拘留所的整体生活品质相比监狱都还差多了。拘留所不提供电脑，只给一块「平板」，烂到让人无法想像。软键盘是我用过最差的，没有自动纠错，也不能改段落。敲一段字要很久，真的是让人抓狂、想发火。每发一条讯息还要0.50美元，服务商赚得不少，用的人就只有痛苦。
在这里，我除了倒数日子，什么也做不了。我就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做俯卧撑、仰卧起坐，让时间快点过去。
明明离自由只剩一步，他们总能想出办法，让我最后两周也过得难受。更折磨人的是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在最后时刻又给我来一刀？
释放在我出狱的前一天，律师告诉我：按流程，我应该明天就能出去了。但拘留所的人只字不提。我问了个比较友善的警员，他说通常是早上8点半到10点放人。
那晚我完全睡不著。凌晨三点还醒著，四点可能眯了会儿，五点又醒了。
我穿好衣服，也把小隔间整理了下，坐在那儿，看著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8:30，我整个人百分之两百准备好了。但没动静。
9:00，没动静。
9:30，没动静。
10:00，还是没动静。
我知道我姐姐和妈妈已经在外面等了。
10点半，来了个警员，叫的却是别人。
我开始怀疑：又来心理战？是不是又想故意拖延？
终于，10:50，警员走到我面前，说：「准备一下。」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
15分钟后，他回来带我下到一楼，把14天前我换下的衣服装在袋子里交给我。我换好衣服，签了几份文件，警员带我往出口走。
姐姐和妈妈已经等在外边。我走出那扇门，呼吸到了14天来第一口自由的空气。
赶快走人 ( GTFO )上车后我们直奔机场，一架私人飞机在那儿等著。
一路上我心都悬著，担心移民局或司法部又会找借口扣人。但意外的是，车子直接开到了飞机旁边。原来离开美国是不用出境边检的。我松了口气，感谢老天。
我抱了抱姐姐和妈妈，登上了飞机。从我走出拘留中心，到飞机升空，只用了26分钟。
即便是起飞后，我的神经仍然紧绷著。直到完全飞出美国领空，我才终于稍微松了下来。
自由机舱里摆著一盘新鲜水果，我已经14天没见过整只的水果了。从铁灰色的水泥和铁墙，一下子变成豪华内饰的私人飞机，这种反差让我恍惚觉得，自己可能正活在一场「模拟人生」里。
飞机最终降落在阿联酋。这是11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再次抱住孩子和家人的那一刻，我感到了真正的幸福。
监狱改变了我很多朋友想请我吃饭庆祝出狱，我都婉拒了。没有什么可庆祝的，本来就是一段不该发生的经历。我也只想和家人待在一起。
在监狱里，当所有东西都被剥夺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并不想念工作。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很正常，但对我不是。过去八年里，我几乎把人生都放在工作上。放下币安CEO的角色并不容易。但现在，我并不怎么想念当CEO的感觉。
我也没想念派对或任何奢侈品。
有时候确实会想念好吃的食物和自己的床。但这些也都还好。
我真正挂念的，是人。我想念家人和朋友。我意识到，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自由了，我不会再错过他们。
慢慢回归社会出来后的最初几周，我只见了几个非常亲近的朋友。我不想出门，不接受媒体采访，甚至社群媒体都不怎么用。
一个月后，杜拜举办币安区块链周。我去做了一次分享，跟社群拍了合影。但没多待。
我继续和团队一起做GiggleAcademy，进展不错。
慢慢地，我才开始愿意和更多人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