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令

点左右才离开。回家路上，我听到传言：第二天会有「大整顿」。何一也刚离开办公室，半夜给我打电话，也从不同的渠道证实了整顿的传闻。

凌晨12点半，我们召集核心团队开电话会议。梳理完各方资讯后，决定让何一、Heina、和我先去国外，其他人暂时留守上海。

何一和她母亲刚搬到上海不到一个月。几天前，她母亲摔伤了尾椎骨无法行走。深夜，何一把母亲从睡梦中唤醒，对她说，「妈，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差去东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在家照顾好自己。」我至今无法想像那场对话是怎样的情景。

我和何一订了飞往东京的航班，清晨六点起飞。

Heina的处境更艰难。她没有日本签证，决定先去泰国。她两岁的儿子正在熟睡。凌晨两点，她叫醒丈夫说：「我六点要飞泰国，还需要你送我去机场。」

丈夫问：「去多久？」

Heina答：「不确定。」

我很惊讶，那天夜里居然没有第二台笔记本电脑被砸。

凌晨两点半左右，有人提醒我最好带走办公室台式机里的硬盘。虽然里面没有私钥，但存著我的聊天记录和一些工作文件。凌晨三点，我返回办公室，拆下硬盘。何一凌晨四点到，我们一同赶往机场。

途中，何一建议取出手机SIM卡并关机，以防被追踪。我照做了。这场景活像业余版谍战片。

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这个想法确实来自她看过的谍战片。有时候真不知道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

出于习惯，我订的是经济舱。当时完全没想过还有其他选择。登机后，何一建议升个商务舱吧。这样我们能平躺休息几小时。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乘坐商务舱。

抵达东京后，我们紧盯著手机。果然，中国政府发布了被称为「9·4公告」的文件，没有让这场忐忑的等待落空。

9 · 4 公告2017年9月4日，中国七部委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营运、加密货币挖矿、以及ICO，同时要求已发行ICO的项目方对投资者进行全额退款。

尽管没有细则，这份文件在市场引发了恐慌性抛售，多种加密货币价格应声暴跌。

BNB的价格虽从公告前的2.2美元跌至0.6美元，但仍是发行价（0.1美元）的六倍。也就是说，投资者当初投的1美元，帐面价值已增至6美元。对他们而言，透过退币来赎回最初1美元的投资，显然不划算。

但当时币安平台上的另外四个ICO项目就麻烦多了：它们的代币价格已跌破发行价，而项目团队自己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来为用户退款。

600 万美金，保护用户我们算了一下：那四个项目的退款价差加起来大概在600万美元。我们不是项目方，并没有赔偿义务，但团队仍有人提出：要不要用我们公司的钱，把用户的亏空补上？

我们在六周前才融到1500万美元。搭服务器、扩充团队等，已经烧了不少钱。公司还在亏损状态。

如果掏出这600万，帐上现金就直接少了四成多。

当时我在东京的地铁上接入电话会议。我问：「有人反对吗？」线上一片安静。

我说：「那就这么做吧。」

按比例算，这成了公司历史上，包括到今天，最大的一笔支出。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整个币圈，从中国到海外，彻底轰动了。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另一家平台为保护用户做到这个地步。

市场回应给我们丰厚的认可和回报。很多用户留了下来，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新用户听说后也涌了进来。他们亲眼看到，币安保护用户不是靠喊口号，而是真金白银在行动。

做出这个兜底决定时，币安平台的用户数是3万5千人。一个月后，变成了12万。我们从那时开始盈利，一直保持到现在。

保护用户，就是保护未来这件事让我悟出一个道理：面对用户，永远选择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做容易的事。把用户守护好，成功和财富自会超乎预期地到来。

返程中国还是9月4号那天，我刚在东京落地，公司里就接到上海政府部门的电话。

对方问了些关于币安的资讯，希望第二天当面聊聊。

何一主动说要飞回上海处理。她觉得我中文不够流畅，也不熟悉国内政府的办事风格。但我倒觉得这事该我去。毕竟我是公司负责人。

于是9月4号晚上，在东京落地不到十小时，我又坐上了回上海的航班。我学习能力快，这次我订的是商务舱。

9月5日周二上午和上海政府会面出乎意料的融洽。四位对加密货币完全不熟悉的政府代表，更像是来了解这个新行业的。他们仔细询问了数位货币的运作模式，还有我们的业务逻辑。虽然气氛友好，但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我们这家刚成立六周的新项目，已进入了政府的重点关注名单。

离开中国那次会面后，我告诉整个团队：我们必须严格遵守「9·4公告」，不能在中国境内持续营运。整个团队都得搬走，不仅是服务器，人员也都要全部离开中国。

一位年轻的产品经理姑娘当场哭了。她男友在中国，但她最终仍选择随团队一起离开。这大概就是「为工作献身」吧。

我们整个团队搬到了东京。出乎意料的是，搬迁三十多人并不难。团队成员大多单身，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

幸运的是，当年那位落泪的姑娘，现在仍和当时的男友在一起，如今已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