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
到2017年12月初，币安在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排名一路上升，先是进了全球前五，接著冲到前四。那时比特币价格也一直在涨，从年初的1100美元一路涨到12月初的12000美元。大量用户涌进加密货币市场，我们的系统持续承受著巨大的压力。
记得是12月17日，周日中午，我突然收到好几条祝贺消息。一开始还有点懵大家在祝贺我什么，几分钟后才反应过来。币安刚刚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我马上给技术团队发讯息：「服务器够吗？」
几小时后，比特币价格再创新高，突破了20000美元。
用户的认可当很多人祝贺我们成为行业第一时，真正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收到全世界各地用户的感谢。他们说，透过币安获得了以前接触不到的金融服务，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
一位用户告诉我，他靠投资BNB赚到了钱，终于凑齐了母亲急需的手术费。
还有位非洲朋友说，以前缴一笔帐单得折腾三天，现在用加密货币，三分钟就搞定。虽然不清楚他具体的生活状况，但知道这项技术能如此实实在在地帮到他，我心里特别温暖。
我几乎天天都能收到这样的分享。这些真实的回馈让我切身体会到，我们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获得更多的货币自由。
这后来成了我们的使命，也成了这本书的英文名(FreedomofMoney)。
不过有时候，做得再好，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
红杉的官司就在币安登顶、比特币创下历史新高的12月17日，红杉资本又找上门来。
他们愿意按我十月份提出的估值投资，希望尽快敲定。可就这两个月，币安又增长了十倍不止。我只好解释说，之前的报价已经过期了，估值得重新算。因为没谈拢，他们说那可能只能让律师介入了。
他们把拖延归咎于我们没有搭建境外控股架构（而当时我们也确实没法搭），再加上政策变动、加密行业高度波动，这些犹豫我都理解。
但我必须明确告诉他们：之前的报价已经过期，估值得按现在的情况重谈。还是谈不拢，他们说要走法律程序。我不明白有什么法律程序可走，毕竟当时是他们自己没投。我忙得不可开交，就没太管这回事。
然而，一周后，四大箱法律文件就送到了我桌上。那是我这辈子头回当被告。
后来才知道，这事其实是红杉美国法务团队主导的。他们起诉的方式很讲究，很会舆论造势。诉状还没到我手里，消息就已满城风雨。媒体记者们比我这个当事人还先知道。
对初创企业来说，跟风投打官司就是自杀，尤其是红杉这样的行业巨头。
这场较量，就像现代版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10]。虽然有点鸡蛋碰石头，但我决定抗争到底。并坚守了我的两条原则：第一，必须保护现有股东的利益，绝不接受低价贱卖；第二，当对方在商业谈判中以诉讼相威胁时，我就选他们最不愿的选项，真打官司。
我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接下来几年，别想再从任何其他VC那里拿到钱。回头想想，我们能挺过来，靠的是区块链带来的独特机遇，很快实现了盈利。
随后的两年里，我一边扛著官司压力，一边继续带公司前进。
2019年，法院驳回红杉的所有诉求，我们赢得了这场官司。我们虽然赢了，但无法公开胜诉结果。但后来我们反诉索赔，大家就也知道了结果。
最后我们象征性地收了一点赔偿金，就此了结。
三年后的2022年初，筹备YZiLabs创投第二期基金时，一位朋友来问，是否介意红杉资本以有限合伙人(LP)身份参与？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便邀请了他们，他们也欣然接受。
2023年在阿布扎比，我与红杉中国的老大沈南鹏再次见面（那时红杉中美已分开，中国团队更名为「红杉中国」）。我们相谈甚欢，握手言和。之后也一直保持了联系。
有趣的是，那场官司虽然痛苦，却也意外地帮我们挡掉了其他投资人。否则，或许我们早就被低价稀释，甚至失去控制权了。
说到底，能在这样的巨头诉讼中活下来的初创，没有几家。我们是幸运的，但这份幸运，也源于我们从未放弃对原则的坚持。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7年的最后一晚，晚上11点17分，当大多数人在准备跨年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探员Joseph的邮件。看来跨年夜还在加班的，不止我们。这份敬业精神，让我对美国公务员有了新的认识。
Joseph正在调查交易所EtherDelta被盗资金的流向。Bitfinex的客服主管建议他来找我们帮忙。
我立刻叫上Ted和刚上任一个月的客服总监一起讨论。面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官方人员」，我们仨都没有和执法部门打交道的经验。
不过这倒成了一个重要的开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协助执法部门，打击行业内的害群之马。我们始终积极配合所有合法的执法请求。
几周后，Joseph探员对我们的配合表示感谢。我趁机问他，能否推荐一位熟悉执法对接的专业人士，帮我们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他推了一个退伍的美国人，但HR回馈说，公司在美国没有实体，没法招人，这个计划只好先放一放。
其实，如果行业早期就能建立完善的监理框架，大家与执法部门的协作会顺畅得多。这次经历，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缩影。
暂停开户2017年底到2018年新年，比特币价格不断上涨接近历史高点，市场非常火热。我们平台每天涌入30万新用户，系统和第三方服务商完全撑不住。为了保障已注册用户的体验，只好临时关闭新用户注册。
这是「梦寐以求的问题」，但若不能及时解决，损失也不小。
一般人都认为，注册无非就是保存个信箱和密码，但对币安这样的全球平台来说，流程要复杂得多。我们得透过第三方服务商，对来自180个国家的用户做实名认证，核对护照、身份证和自拍资讯。申请量实在太大，服务商的审核跟不上，大量用户卡在验证环节，体验很糟。
还有个问题是需要给新用户生成加密货币储值地址，这个也跟不上。很多区块链官方钱包生成地址的速度，根本赶不上用户增长的速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证几百万老用户的正常使用。客服团队的运转已达到极限。因为主要靠人工客服，招聘和培训都得花时间，没法立刻补上。
这个我后面再细说。
我们曾试过先停一天注册，结果第二天仅开放一小时，就来了24万新用户，只好再次关闭。很快，拥有币安帐号竟成了抢手的事，淘宝上都开始有人卖币安帐号了。
电视专访随著加密货币需求激增，币安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彭博社邀请我做电视直播专访。
2018年1月3日，我造访了他们的东京办公室。
一进门，那曾经熟悉的感觉就回来了。发著微光的鱼缸，比便利商店还大的零食饮料区。十七年前我在纽约彭博社工作时，早就习惯了这些。如今自己创业，办公室完全没法比：人家的前台比我们整个办公区还大。币安当时的「前台」就设在电梯口，只有一部电话孤零零放著；所谓的「茶水间」，其实就是台小冰箱。
但有意思的是，币安当时的浏览量已经超过彭博社，订单量和交易量也比他们大。
彭博社也没浪费时间。我刚拿起一瓶水，摄影师就过来打招呼，说要在采访前后给我拍些照片。他带我去演播区。技术人员帮我戴耳麦，摄影师在旁边不停抓拍。有些照片拍得不错，后来被到处用了。
演播室的设置有点别扭。我一个人坐在高脚凳上，周围空无一人。唯一的活人是远处拍照片（不是影片）的摄影师，用长焦镜头对著我。我面前的三脚架上有个很大的摄影机，后面没人，远端操控。他们让我直接对著镜头说话。我看不到主持人，耳机里的声音还有延迟。
没来得及多想，直播就开始了。我回答了几个问题，七分钟一晃就过去了。最后电视上打出的标题是：《赵长鹏：巴菲特对加密货币的判断有误》。我想，媒体大概就爱这样起标题吧。这段影片现在网上还能找到。
这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结束后我打车回我们那个简陋的办公室。路上收到朋友消息：「电视上那件连帽衫挺帅。」没错，我穿了币安连帽衫，胸前印著币安的logo。这次是直播，他们没能像《富比士》[11]那样把LogoP掉。创业者必须随时随地都为自己的公司打广告。
韩国峰会两周后，2018年1月18日，我飞到韩国首尔，参加一场峰会，做了一个关于币安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演讲[12]。这是我创立币安后，第一次参加峰会。
我刚讲完，就被记者和粉丝团团围住。生平头一回遇到这么多人抢著跟我自拍合影，我当时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跟我这个大叔拍照？」
2018年1月18日，首尔峰会演讲后。
同场活动，听说徐明星本来也要演讲，但一直没出现。后来听说，他在出境时被中国海关拦下了。这个信号很明显：中国开始加强对加密货币行业的管控了。
当天中午我就飞回东京，拖著行李箱直接赶回我们那个简陋的小办公室。
同事说：「你不是两小时前还在首尔演讲，怎么中饭还没吃完你就回到东京了？」
日本金融厅2018年1月18号，我在首尔开会那天，日本金融厅(JFSA)发来封邮件，问我们在哪营运，是否需要在日本注册。我好几天后才看到，还是Ted提醒我的。我平时不看邮件。
我们马上请了本地律师事务所去跟JFSA沟通。但我心里有种预感：可能很快又得搬家了。
这中间有些离谱的经历。没过几天，几个同事吃完午饭，发现被人盯上了。那人一开始穿著蓝外套。同事们拐了个弯，回头瞄了一眼，对方怕跟丢，竟然小跑起来。为了隐藏自己，他把外套脱了，秀出了萤光绿的内搭。大家分头换了几趟车，才终于甩掉他。第二天，有个同事在网上看到一段JFSA开会的影片，背景里有个人，长得特别像昨天那个盯梢的。其他同事看了也都觉得像。我当时没跟他们一起吃饭，除了大家的描述，也没法核实更多。
又过了几天，另一个同事在他家公寓楼门口，发现地上有个无线监控镜头。到底是不是日本的监理部门试著摸底，还是纯属巧合，这事儿到现在我也没法弄清楚。
接二连三的状况让我觉得不能再等了。
我叫停了那个简陋办公室的装修，开始频繁出差，去各国探路，寻找对加密业务更包容、监理框架更合适的国家。
《 富比士 》 封面2018年1月21日，我和何一去香港参加会议，顺便见几位业内人士和监管部门。
期间《富比士》（台译富比士）联系了何一，说想给我拍一组照片。这个老牌财经杂志正在策划一个关于「加密货币新贵」的专题。
我挺意外《富比士》会想到我。我上次查钱包还是老样子，里面只有2014年买的那点比特币。虽说涨了些，但远不够《富比士》级别。币安的股权我们从没套现，也没正式估值。看来《富比士》也是纯靠猜测，感觉多少就多少。
起初我觉得没必要折腾，但何一说，这对品牌是好事，毕竟币安才成立6个月，需要曝光。于是我们决定配合拍摄。
《富比士》提醒我带几件西装外套，我翻了翻我的「衣柜」，就是两个行李箱，没有西装。所以最后还是穿了那件币安连帽衫就去了。
拍摄地点在香港岛尽头的仓库区。下了计程车，我们步行了将近一公里。
不知道是天气有点热，还是太久没锻炼，到仓库时我已经满头大汗。
《富比士》的撰稿人Pamela已经在场，她带我去见化妆师。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化妆。趁著化妆师努力遮盖我脸上的皱纹和雀斑时，Pamela在旁边问问题，说是写稿用。
摄影师随后过来，给我看了一张参考照片：是Vitalik，照片里他做了个很酷的手势。然后摄影师开始指导我：这样摆、那样转，脸朝前、朝后、向上、向下、侧过去……
他说：「放轻松，做你自己就好。」我一听就立马放松了，心想：「这还不简单？毕竟想不做自己也做不到啊。」结果他马上纠正：「不不，不是那个‘『自己』。换一个。」
2018年1月，香港。在摄影师指导下，拍摄《富比士》肖像照。
经过了痛苦的三十分钟，努力扮演他们想要的「我自己」后，拍摄终于结束。我顶著一脸妆走出来，觉得自己既「漂亮」又浑身不自在。心里还嘀咕，可千万别被人拍到这副样子，我这爷们的形象可不能毁了啊。
没想到，两周后，这张照片居然登上了《富比士》的封面[13]。
2018年2月7日。《富比士》封面：《从零到亿万资产的加密富豪：币安创办人》。
衣服上的币安logo被PS掉了再会 Vertex从富比士摄影棚出来，我拿湿纸巾抹掉脸上的妆，去见了Vertex的CC。这哥们就是几个月前，某个周五晚上10点还在我们上海办公室的那个风投大哥。Vertex是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的全资子公司。这次会面约在了九龙 ICC大厦118层的餐厅，整个香港岛的风景在窗外铺开，相当震撼。
我向CC坦言：相比Vertex的投资，我更希望他们能帮我们牵线新加坡政府，把加密货币的监理政策理清楚。那时候新加坡还没开始发行交易所牌照，但CC很有把握，他一直想把新加坡打造成亚洲的区块链中心。
新加坡，这个马来西亚南端的小小城邦，五十多年前刚独立。在传奇国父李光耀的开放商业政策引领下，如今已跃升为亚洲最具活力的发达经济体之一。
为确保双方利益一致，我提议成立币安新加坡，让Vertex来投资。CC认可这个方案，说会帮我们安排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会谈。
客服机器人 Bob币安用户增长实在太快，客服团队根本忙不过来。我们招人和培训的速度完全跟不上用户的增长。之前定下的「一小时回复」目标根本做不到，积压的工单已经堆到了两周。我意识到：必须得上自动化系统了。
当时我们用的是ZenDesk的第三方客服工具。虽然有大量回复功能，但只能简单匹配关键词，经常回复得牛头不对马嘴。
我在彭博社的电视采访和《富比士》的拍照之间，抽时间自己安装了 Python（一种程式语言），开始琢磨ZenDesk的接口。我把历史客服工单数据拉出来，写了个小机器人：将新问题跟过往类似的问题匹配，直接推荐之前的有效回复。我给它取名叫Bob，是BinanceBot的简称，就直接放在线上环境试跑了。2018年1月，如果你收到过cs_bob的回复，那就是我的机器人在和你对话。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人工智慧，就是个带点模糊匹配的数据库查询脚本。
那个时间是在AlphaGo之后、ChatGPT之前，AI概念虽然火，但还没有大语言模型。还没等我把cs_bob完全自动化，团队就接手了过去，换了个更先进的AI机器人。有意思的是，接手的同事名字也叫Bob。
那时候写代码早已不是我的主要工作了，但cs_bob这个小小的尝试，确实为币安客服系统迈向真正的AI，开了个头。
硬核2018年1月底，加密货币市场稍微降温，我们总算喘了口气。之前忙得连圣诞节都顾不上安排，现在正好藉春节这个机会，组织全公司60来号人去日本新潟团建。
团队里不少同事都是第一次滑雪。虽然一路从山上摔得人仰马翻，但大家摔完就爬起再来往山上冲，一直滑到晚上九点夜场都结束了，才停下来吃饭。这种不服输的劲儿让人佩服。James当时就说：「我知道用什么词形容咱们团队最合适了：硬核。」后来这词真的成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招人的时候这也成为了一项筛选标准。
2018年春节，日本新潟，滑雪到夜场都不肯停。
到第三天，所有人都滑得有模有样了，在雪道上玩得特别尽兴。从那以后，滑雪就成了我们公司的年度传统，连著办了好几年。直到2020年疫情暴发，加上团队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活动才停办。
台湾2018年2月3日，滑雪团建刚结束，我去了台湾。主要是想看一下当地的监管环境。
我一直很喜欢台湾美食。这里不光有鼎泰丰的小笼包和热闹的夜市，更让我忆起在加拿大读中学和大学时认识的台湾好友们。
因为语言相通，币安在台湾的市占率也相当不错。
按照惯例，我先见了当地的币安天使。那是三位特别有热情的大学生。他们为我详细介绍了台湾加密货币的发展现状，让我学到了不少。
之后我拜访了被称为「加密货币立委」的许毓仁委员。他一直积极推动监理政策，还主动帮我安排了几场政府高层的会面。
2018年2月6日，台湾花莲发生了6.4级强震，造成17人遇难、数百人受伤。
我当时在150公里外的台北饭店房间里，能明显感受到震动。
第二天晚上，我和Ted在路边摊吃小吃。他收到条消息：《富比士》二月刊用我做了封面，还配上了「加密霸主」（CryptoOverlord）的标题。我开玩笑问Ted：「这代表我有钱了？」Ted回答：「理论上，是的。」但我完全没感觉。银行和钱包都没变化，生活也一切照旧。难道《富比士》说你有钱，你就真有钱了？
最让我不爽的是，他们居然把连帽衫上的币安logo给P掉了。我在推特上吐槽后，网友们立刻用各种梗图把Logo给P了回去。
第二天开会时，许委员列印了这张《富比士》封面照片，给每个参会的人发了一份。那次会上居然没人要我自我介绍。从那以后，大多数会议我都不用作自我介绍了。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有钱人」不用自我介绍。
有钱不代表聪明登上《富比士》封面的第二天，祝贺消息还没停，清晨六点我接到了技术团队的电话。这个时间点打来，肯定不是为了道喜。
我们的系统数据出问题了。工程师说需要停止交易30分钟来做紧急处理，防止问题扩散。我立刻批准了。交易平台数据出错可不是闹著玩的，搞不好会出现错误成交价，用户的帐户余额也有可能会乱套。
第一次修复没有成功。工程师再次预估说要十个小时才能修好，交易只能继续暂停。我们把维修进度即时同步给几百万用户。
但数据量远超预期，修复严重滞后。几小时后，工程师说完整修复需要60到72小时。团队马上准备了两套平行方案，分三路同时推进。
我们只好再次发公告。有用户表示理解，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抱怨。我亲自每隔两小时在推特上更新进展。这个做法后来成了币安的惯例，有任何停止交易级别的系统问题时，都每两小时更新进度。后来很多数位货币交易所同行也跟著这么做了。
有用户在推特调侃：「这证明，有钱不代表聪明。」我回了个哭笑表情。
幽默是最好的解压方式，当CEO还能自嘲时，危机看起来就没那么吓人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插曲。争议人物、McAfee防毒软体创办人JohnMcAfee，突然在网上发了张伪造截图，声称币安被骇客攻击了。我立刻出面辟谣。他这个无端的指控反而激起了用户对我们的支持。有一些本来在骂我们怎么还没修好的用户开始帮著我们骂他了。John很快公开道了歉。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可能只是看到了一张别人P的图片，没多想就转发了。就算是帮我们转移了注意力吧。
煎熬的32小时后，我们终于修好了数据，开始重启系统：先恢复交易引擎，核对数据，然后试交易，确认后正式交易，财务对帐后再开放提款，之后持续即时对帐。
这场事故导致了整整32小时的交易中断，创了币安的停摆纪录。
工程师们在这期间不眠不休连轴转，我眯过几个盹儿，但基本一直在线。
系统故障虽然让人心慌，但公开透明地沟通和解决问题反而能赢得信任。
保持开放的沟通是我的一个核心原则。我选择个人直接发推，而不是经过币安官方的公关团队。
伦敦二月我基本都在亚洲各地奔波，先后去了台湾、香港、韩国。三月初，突然收到朋友的邀请，说伦敦有位Redesdale勋爵想约我。
2018年3月9日，我飞往伦敦，去了英国议会大厦参加晚宴。热情的 Redesdale勋爵带著我们参观了这座千年古建筑，我们边走边聊区块链技术和它的社会经济影响。在这么古老的建筑里谈论最前沿的科技，感觉很奇妙。
晚宴上喝著红酒，听著英式幽默的笑话，我慢慢开始理解英国人的思路。
作为老牌国际金融中心，他们在面对新事物时格外谨慎，不想太快动摇现有的金融体系。Redesdale勋爵对新兴的区块链技术确实很感兴趣，问的问题也都在点子上。不过我明显感觉到，英国应该不会是最早拥抱区块链的。
曼彻斯特 vs 利物浦安排这次会面的朋友是个铁杆球迷。第二天正好赶上英超「双红会」（曼联对利物浦），他特意在曼联董事包厢给我们留了位置观看球赛。
教练和球员们陆续过来握手合影。我们还见到了BobbyCharlton这样的足球传奇。他显然不清楚我们是谁，只知道是几个商界人士；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我们互相客气地合了几张影。
2018年3月10日，英超「双红会」后合影。何一、我、BobbyCharlton、其他朋友们。
相信对很多球迷来说，能和这样的足球传奇近距离接触，是梦寐以求。但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就像高中物理老师Mason当年开玩笑说的：「这是对牛弹琴。」 我就是那头牛。
马耳他我在推特上发了与BobbyCharlton的合影后，一位真正的足球迷，Alex，从马耳他发消息给我。他当时在做一个体育粉丝代币项目。我不认识 Alex，但他了解到我正在找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国家，就邀请我去马耳他看看。
我问：「马耳他在哪儿啊？」
查了才了解，这是个漂亮的岛国，位于地中海中央，一看地图就能知道它肯定是历史上的军家必争之地。岛上的建筑大都用浅黄色石灰岩建成，有些设计也都明显是防攻城用的。有很多有名的好莱坞电影是在这里拍的。
2018年3月12日，摄于马耳他，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国。
Alex解释说，马耳他正努力成为对加密货币最友好的国家，正在制定全新的监理政策。他愿意帮我安排高层会面。作为欧盟成员，马耳他在加密货币上的积极姿态，很可能影响整个欧盟。
我在两天后的3月12日就飞去了马耳他。
我见到了数位经济部长SilvioSchembri，他明确表示国家会出台支持区块链的法规，并邀请我们把业务放在马耳他，还希望我们带动其他加密公司过来，协助举办区块链峰会。这是我到那时为止见过的最积极的政府会谈之一。我当场表示会认真考虑马耳他。
我们很快在马耳他招聘了HR，兼职办公室主任，也在当地设立了一个外包式的客服团队。
马耳他会议结束后我飞回了东京。
日本金融厅警告九天后，2018年3月21日周三，日本主流商业媒体《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突然报导：币安已收到日本金融厅(JFSA)的警告。
我和团队赶紧把电子邮箱、实体信箱都翻了几遍，始终找不到这封警告信。我立刻在推特上怼了回去，直言这是假新闻：《日经新闻》的报导有违新闻专业精神。我们与日本金融厅始终保持著建设性沟通，至今未收到任何官方指令。JFSA没理由在通知我们之前先告知媒体。[14]两天后的周五早晨（3月23日，东京时间8点），我们居然真的收到了JFSA发来的警告邮件。日经新闻的记者们比我们当事人整整早了两天收到这个消息。警告信指出，币安在日本没有营运牌照，我的名字在公告里，地址仅写著「香港」。我们在香港并没有地址。
中午彭博社约我专访。我在访谈中透露正在考察马耳他等其他国家的机会。下午两点，彭博社便发布报导，说币安在考虑马耳他。
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东京下午四点（马耳他当地上午八点），马耳他总理 JosephMuscat突然发布推文：「欢迎币安落地马耳他 🇲🇹。我们立志成为区块链企业监管的全球先驱，为顶尖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优质管辖区。-JM」[15]Muscat总理起床后看到彭博社的报导，立马就发了这条推文。
在这之前我与Muscat总理素未谋面，当天也没沟通过。就这么自然而然发生了。
彭博社立刻更新了他们的文章，把马耳他总理的推文也加进去了。
多亏Muscat总理的及时发声，市场不仅没跌，反而应声上涨。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谢JosephMuscat总理。
分布式办公那时我们虽在马耳他设了外包客服点，但我决定币安今后不再设固定办公室。全员居家办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行。需要见面开会或协作时，临时租用办公空间就好。正巧那时WeWork在推广灵活办公方案，价格也很合适。
这个全员远端办公的决定，比新冠疫情早了整整两年。基于我在 BlockchainInfo积累的分布式办公经验，我确信：没有固定办公室，同样能高效率运转。
新加坡马耳他前景虽好，但监理政策还停留在纸面。我琢磨著，光靠一个国家不够，得让更多地方接纳加密货币才行。
2018年3月31日，我飞到新加坡。Vertex帮忙牵线，安排了与新加坡金管局的会面。
金管局来了三位代表，Vertex也派了三人，加上我们团队，十来个人挤在莱佛士城Vertex的会议室里。
那次会谈时，金管局跟我们说：加密货币在新加坡没有专门的监管。他们特意提到，不禁止银行和加密货币交易所生意往来。当然，银行愿不愿意接这活儿，得看他们自己。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金管局点头，哪家银行敢碰加密货币？不过就算没有银行支持，能在新加坡工作，监理部门没问题，依然挺好。
现在我们至少有了两个友好的国家：一个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另一个至少没有将我们拒之门外。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会后，我决定多花些时间在新加坡，让助理帮我租了一间公寓。
推动行业此时的币安已经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中遥遥领先，把其他竞争对手远远甩开一大截。
当其他所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想著怎么抢市占率时，我们已经把他们更多看作是同行伙伴了。
对币安来说，从其它交易所那里争抢市占率已经意义不大。只有让整个行业变大，我们才能增长。
我并非自大，只是确实觉得自己有责任推动这个行业前进。作为头部交易所，行业每成长一步，我们自然水涨船高。
我开始变成「空中飞人」，跑遍各国政府与监理机构，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普及加密技术的价值。
我成了加密行业的推销员。
创投何一一直想搞个独立的创投孵化器，专门帮助加密生态中的新兴项目。她最早是在2017年9月向我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禁令」的阴影尚未散去，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我们自己的平台都还没站稳脚跟。
到2018年3月，加密货币市场逐渐回暖，何一再次提出这个计划。这时币安已经比较稳健。我们也有足够实力来支援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与普及。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理想人选，张灵。
当时张灵刚和香港两位知名投资人一起成立了基金。在这之前她是顶级风投KPCB中国的合伙人。她在传统金融圈里比同级别的人年轻不少，但已经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和张灵交流时，她身上那种蓄势待发的劲头让我印象深刻。确定之后她马上开始组建团队，到4月底，一支五人核心团队就搭起来了。2018年5月31日，我们正式对外宣布了创投孵化器的成立。
投资理念我的投资理念可以归结为三个简单原则：1. 基本面不追求花哨的商业模型，只关注核心要素：产品、用户增长、营收与利润，以及团队的执行力。
使命驱动的创业者很多人赚到钱后就躺平了。我更愿意投那些不只是为了钱的创办人，因为他们能把企业做得长久，做出影响力。
长期布局，早期介入，坚定持有早期布局者往往能获得超额回报。投资路上难免失败，但只要抓住少数几个成功项目，就足以弥补所有损失。
这套理念一直指导著YZiLabs的投资与决策。在变化飞快的加密行业，坚持这些原则尤其重要。
有了这个基础，张灵和她高效率的团队陆续推出了季度孵化营和开发者支持计划，把整个投资体系搭起来了。
我主要参与投决会的终审。听完项目汇报后，一般只简单问几个问题，重点关注：团队是否做了扎实的尽调，对项目风险有没有清醒认识。帮团队把好最后一道关。
总体来看，YZiLabs的业绩远超我预期。我原本想著：如果按BNB本位计算，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帐面亏损。毕竟我们用BNB进行投资，要让所有被投项目的平均回报都跑赢BNB本身的涨幅，太难了。
我们更看重的是透过帮助新创项目，去做大整个区块链行业的蛋糕。行业变大了，BNB自然也发展起来，良性循环。这是我们持续投资的原因。
币安学院要让区块链技术真正被大众接受，科普教育必不可少。
当时YouTube和各大网站上虽然有不少加密货币相关内容，但都很零散，不成体系。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KOL为了吸引眼球故弄玄虚，而不少所谓的「大师」在推广各种投资骗局。这不仅让新手吃亏，还把整个行业的名声搞坏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真正可靠的学习平台。从最基础的钱包使用，到专业的储备金证明等，都系统地整理出来，免费开放给所有人。
有天晚上和Ted吃饭时，我随口提了这个想法。一周后，他就带著团队拿出了具体方案：成立一个四人小组来搭建币安学院，专门做高品质、体系化的加密货币教学内容。这个效率让我惊喜。
2018年8月14日，币安学院正式上线。
最初团队只是写写基础文章，后来慢慢增加了影片课程，还和不少大学建立了合作，影响力越来越大。
现在，币安学院已经成了很多人入门加密货币时的学习首选。这些年来，我收到过世界各地用户的感谢，有人说透过学习改善了生活，还有人实现了财富自由，这些都让我们倍感欣慰。
七年后我卸任币安CEO，创办了GiggleAcademy （咯咯学院），其实最早的想法就源自币安学院。现在这个新项目专注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延续著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使命。
GiggleAcademy （咯咯学院）成立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初，本书出版前，已经有十五万注册小朋友在用它学习了。
非洲在非洲，只有11%的人拥有银行帐户。看著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普遍的贫困，我觉得区块链技术真的能改变这里的面貌。
在非洲市场，我压根没把盈利放在第一位，这里的收入规模很有限。恰恰是因为能用银行的人很少，普及加密货币反倒有了很多机会：人们只需要一部手机，装个App应用，就能直接使用加密货币，没有银行的限制。他们现在可以享受到传统金融体系从未给过他们的选择。
HelenHelen是我一位VC朋友的妻子。我们十年前见过一面。2018年初我朋友说 Helen能为我引荐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
Helen早年在一家中国大型出口企业做高层，曾带领开拓埃塞俄比亚市场（台译衣索比亚），负责整个非洲业务。她在2015年获任联合国的亲善大使。
凭借在联合国工作积累的人脉，Helen主动提出可以安排高层会晤。我就开始经常飞非洲了。
多哥2018年4月18日，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多哥的首都洛梅。机场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连个围栏都看不见。来接机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到当地唯一的饭店。那栋楼也是周围唯一超过两层的建筑。
来之前我刚打了黄热病疫苗，药效要十天才能完全生效。我向来最招蚊子，只好从头到脚里得严严实实，还喷了最强效的驱蚊水。同事们看我这副打扮都笑，但也没办法。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总统府见到了总统。他话不多，沉稳中带著友善。会谈很顺利，他表示愿意支持多哥发展区块链行业。
但随后见的二十多位部长就没这么热情了。虽然也有人提问，但大多数人脸上都写著：「什么虚拟货币？这玩意真的假的？」
2018年4月19日，与多哥部长们会晤。
会后自助餐时，我光顾著和人聊天，没吃几口。餐会结束，服务生们一窝风拥上去把剩菜吃得干干净净。
总统府里金碧辉煌，镀金的家具闪闪发亮。我们乘车离开时，沿途是低矮破旧的房子，估计连自来水都没有。这种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没有金融服务的国家，人们缺乏致富的渠道，贫富悬殊很大。
第二天拜访央行时，那栋五层楼像一个堡垒，墙厚得能防炮弹，一看就是为了保护金库设计的。在这片全是平房的区域里，显得特别突兀。
央行行长是位慈祥的老太太，但她听完我们的介绍后，就笑著把我们请出了门。她对比特币一无所知，同时觉得根本没有了解的必要。一种不被央行管理和「保护」的货币，怎么可能流通呢？说到最后，她自己承认：多哥央行不掌控货币主权。作为前法国殖民地，他们的货币至今仍由欧洲央行管理。
看来区块链想在这里落地，还早得很。
离开央行我们就直奔机场。路上收到总统府的感谢信，至少这份心意让我们感到宽慰。
乌干达2018年4月21日，飞机降落在乌干达坎帕拉。
和多哥相比，乌干达明显发达不少。虽然都是非洲发展中国家，但这里的房屋更齐整，街道更干净，看起来更井井有条。
总统的儿子Kwame亲自来机场接我们。他在西方留过学，个子很高，说话也得体，英语带著英伦口音。他自己持有加密货币，有他安排，我们在乌干达的会谈顺利很多，不用再从头普及区块链是什么了。
Kwame准备了三辆防弹SUV，还有警车开道。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坐有实弹机关枪的防弹车，你没问题吧？」我嘴上说没问题，脑子里却闪过《黑鹰计划》的画面。当然，现实中没人在街边扫射我们。其实乌干达治安很好，我们入住的坎帕拉丽思饭店也相当舒适。
这里有个小插曲：几周前，一位上海朋友来台北看我，送了我七枚刻著币安标志的纯金币。他家做珠宝生意，这些币是他自己设计打造的，专门为了纪念他投资BNB的成功。我在推特上发过照片。这些币我送出去四枚，剩下的三枚收在行李箱里准备以后送人。结果在坎帕拉饭店打开行李时，发现装金币的盒子破了，金币不见了。也不知道是在多哥还是在乌干达被人拿走的。这个经历再次证明了加密货币的优势，实体资产太容易丢失了。
2018年2月，朋友特别打造并赠予的币安纪念金币。
Kwame给我们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行程：会见部长、参观创业孵化器，还见到了他父亲总统先生。当地电视台还专门派记者报导了我们的会面。
半年后的2018年11月，币安乌干达交易所正式上线。可惜一直没能盈利，一年后我们只好关闭了这项业务。
百慕达离开乌干达后，2018年4月24日，我又飞到了百慕达，继续推广加密货币。
是GabrielAbed邀请的我，他说百慕达总理DavidBurt年轻有为，很受民众欢迎，正准备推出支持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方案。虽然我那时和Gabriel还没见过面，但几位加密圈好友都极力推荐他。后来证明他果然名不虚传。
2018年4月，何一、朋友们、百慕达总理DavidBurt和我。
百慕达不大，整个群岛21平方英里，从纽约飞过来一个半小时。这里唯一的淡水资源是雨水。家家户户都用特制的白色石灰岩屋顶收集雨水，储存在地下水池里。
在机场，总理礼宾司派来的司机就让我眼前一亮：他穿著百慕达短裤接待我们，这身官方制服实在是有趣。
问过了才知道，百慕达短裤在这里是正装。我向来讨厌穿长裤，短裤才自在。特意向总理助理确认可以这样穿之后，我立马在当地买了几条。这还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进实体店买东西。DavidBurt总理对我这身「入乡随俗」的打扮[16]很满意，我们很快切入正题，讨论如何吸引更多区块链企业来这发展。
百慕达作为全球三分之一的保险公司总部所在地，金融业基础很好。他们希望在区块链领域也获得成功。我们访问期间，Burt总理推动议会通过了开创性的区块链法案，成为全球首个颁布加密货币法规的地区。能见证这一刻，我们都非常激动。
我们还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计划在百慕达设立办公室，为币安争取营运牌照和银行服务。当地电视台报导了签约仪式。
记者会上我穿著短裤的截图[17]突然就火了。先是刷爆中国社群媒体，连微博共同创办人都转发调侃，后来更传遍全球。看来很多人都不知道短裤在百慕达是正装。
2018年4月19日，百慕达签约仪式上身著短裤，被电视台新闻报导。
我倒挺乐意这样的曝光。只要能增加币安的知名度，被调侃衣著又有啥关系？就像老话说的：做事要认真，做人别太较真。我转发了调侃的推文，尤其喜欢另一张Burt总理身穿币安连帽衫的照片。他可是首位公开穿我们 Logo的国家领导人。
尽管与总理会谈顺利，法规也顺利通过，但当地银行始终不愿与我们合作，开交易所的计划最终搁浅。不过这段经历和情谊让我始终难忘。
StephenStoneberg 和周伟的加入就在去百慕达之前，StephenStoneberg联系我们说想加入币安。他常驻纽约，我正好四月份要去百慕达，就叫他一起过去见面聊聊。
在机场碰头时，他亲眼看到百慕达政府给我们安排的红毯接待。
Stephen很享受这种被瞩目的感觉。虽然还没正式入职，但因为他是跟我一起来的，大家都默认他是币安的人。每次遇到拍照场合，他也会主动站进镜头里。有一张我、总理、Gabriel、还有Stephen穿著百慕达短裤的合影，在社群媒体上被疯传。他的老东家高盛看到后，Stephen被解雇了，随后他便加入了币安。
因为他在纽约，所以Stephen提出想负责币安美国业务。
差不多同时，同性交友应用Grindr的CFO周伟也想加入我们。周伟个子不高，身材结实，在中国出生，十几岁移民美国，最近刚回国。我们在2014年北京有过一面之缘。
周伟对加入币安非常期待，把币安比作「新谷歌」。他没怎么谈条件，只要求一个C级头衔来体现资历。他理解新创公司的角色不会太固定。他谈事情比较粗线条，不太注重细节。
2018年5月，周伟在Stephen之后加入公司。凭借过去财务长的背景，他担任了币安财务长，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并购与投资。他还管著我们的法律合规团队。币安的第一位法务JaredGrossman和首位法遵长SamuelLim都汇报给周伟。
2018年夏天，周伟去马耳他谈合作，打算与马耳他证券交易所联合推出证券代币交易平台。合作备忘录签得很快，但平台最终没能落地。
接著周伟和Stephen又去了泽西岛，签了一份合约。几个月后的2019年1月16日，币安泽西交易所上线，支援欧元和英镑交易。但这个交易所一直没能盈利，一年后我们关停了它。
作为受过美国教育、又有美国市场经验的华裔，周伟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美国市场。在确定币安美国CEO人选时，他跳过了StephenStoneberg，聘用了CatherineColey。Stephen很不满，最终离开了币安。
后来Stephen回到百慕达，帮新公司Bittrex申请牌照。听说他还抱怨没有红毯接待的待遇了。
2019年，周伟提议做自营交易，说我们掌握全部数据，做交易很容易。我当场就否决了：「交易所自己做交易盈利会产生利益冲突。」他又试了一次，说不用任何用户隐私数据，只利用公开资讯。我知道这口子一开就收不住，再次否决。
2021年4月，有同事告诉我周伟在3月28日晚上8点23分，也就是和我开一个投资决策会前的一小时，修改了上会文件，删除了「项目主要投资人是 BenjaminRameau」的资讯。这位前雇员离开币安后在投资圈非常活跃，和 Labs的前同事私交甚笃。
周伟知道如果我看到Benjamin的名字肯定会否决这个投资，于是他在文件送审前故意删掉这条资讯，让我基于不准确的资讯批准了这笔投资。
这件事越过了我的底线。我可以直接开除他，但还是选择了让他主动辞职体面离开。我们还花了一千万美元回购了他的员工持股。
有意思的是，周伟「辞职」后不久就拉了个叫「币安复仇者」的群，里面很多是各种原因被币安解雇的前员工。听说群里最爱讨论的就是吐槽币安。因为「复仇」，大部分人都把他们的加密货币资产转到了FTX。后来结果怎么样大家也都知道了。
三年后，我得知周伟和StephenStoneberg都在美国司法部的案子里作证指控我。Stephen本来就不满想报复，不意外。
至于周伟，拜登政府的美国司法部以免除他的逃税指控为条件，换他作证指控我。据我所知，司法部从来没追究过他那几千万美元收入的逃税问题。
我出狱之后，2025年夏天，周伟居然又来找我，想让我投资他在菲律宾的新交易所项目，还提议由我支持成立一家BNBTreasury上市公司(DAT)。这脸皮厚度，确实让人佩服。
TrustWallet 2018年5月，我在社群媒体刷到朋友的帖子，说TrustWallet是他用过的最棒的钱包。当时TrustWallet刚推出不久，界面简洁流畅，支援各类代币，发展势头很猛。我让创投团队去调研。他们研究完也觉得不错。
没过几天，我和TrustWallet的创办人Viktor通了个电话。我挺欣赏他。
既有技术人的聪明踏实，又保持著难得的谦逊。他在乎的是用户体验，不是怎么赚快钱。
那时候TrustWallet还没想好业务模式，Viktor也清楚，一旦收费，就会减慢用户增长速度。他原本打算找风投融资。但风投都会有退出的需求，给他压力。我向他提议：不如直接和我们合作，这样既不愁钱，也不用花时间管理投资人。我们愿意长期支持，既投钱，也开放用户资源，让他能专心做产品。Viktor同意了。
六月我们见了面，两周内就签了协议。
2018年6月，和TrustWallet创办人Viktor的合影。
合作后，TrustWallet依然保留了品牌独立性，业务增长很快。Viktor本人带著团队项目干了四年多，用户成倍增长。
回头看，TrustWallet是非常成功的投资。
交易挖矿2018年6月，Fcoin靠「交易挖矿」的模式，突然冲上全球交易所交易量第一，整个币圈都在讨论。这个模式说白了，就是鼓励用户不停地透过交易赚取奖励，交易越频繁，赚得越多。
Fcoin是前火币员工张健弄的。他发行了平台币，按交易量分配。用户用比特币付手续费后，能拿回等值200%的平台币。为了吸引大家持平台币，Fcoin还把平台100%的比特币收入都分给持币用户，自己一分不留。
这等于平台每收入1块钱就要付出3块钱。
平台不仅没防刷单，反而变相鼓励。很快就有人开发出专门刷量的交易机器人来卖。
不到一周，Fcoin的交易量就超过了其他所有交易所的总和。张健的算盘是：先靠补贴拉用户，等大家习惯后再降低奖励。但实际上，大部分交易量都来自少数几个机器人的刷单。
当时国内交易所一看这么火，纷纷跟风。很多大V收了钱给Fcoin站台，连我朋友二宝也劝我：在币安也上交易挖矿功能吧。
我研究了一下，决定不跟风。
交易挖矿或许能在短期内制造流动性，但对长期发展有害。币安已经是一家成熟的交易所，更应该坚持长期建设，而不是采用可能损害行业的短期噱头。
我平时很少公开评论其他交易所，但这次破了例。2018年6月21日，我在微博上直接指出了Fcoin的问题：● 交易挖矿本质上是变相的高价ICO；● 该平台币没有价值支撑；● 商业模式不可持续；● 门槛太低，谁都能抄；● 已经接近资金盘。
帖子一发，大量反对声立刻涌来。有人说我眼红，二宝也说我逻辑有问题。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有些问题我当时没全说。张健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说，他的模式发明「比比特币更伟大」。我对自大的人倒反而不太担心。
没过多久，大量Fcoin平台币涌入市场，币价开始暴跌。张健不停改规则，用户越来越不满。平台的交易量和浏览量都大幅下滑，后来我就没再关注他们了。
一年半后，2020年2月，Fcoin宣布破产。张健在部落格里承认，平台从一开始就因为隐瞒骇客攻击事件而资不抵债，总共损失了价值1.3亿美元的用户资金。
据传，张健带著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消失了。传言说，他在2020年中，在新加坡珊顿道买了套顶层豪宅。
这场风波让我更加坚信：要专注于本质，别被花哨的概念带偏。
SYS 骇客事件2018年7月2日，我去台湾参加峰会。台北夏天闷热，我穿了人字拖就出门了。赶到会场时正好轮到我上台，来不及换鞋，我就这么站到了演讲台上。没想到这个随意的造型[18]在网路上爆火，不少KOL调侃说这是「亿万富翁模式」。
2018年7月于台北，穿短裤人字拖登台演讲。
其实我穿拖鞋上台早不是头一回了。从2014年就有我穿人字拖上台演讲的照片，只是以前在币圈活动时根本没人注意。但这次不一样，可能是人们觉得我毕竟刚上过《富比士》封面。
当晚和几位KOL喝酒，半夜刚好喝到头晕的时候，突然接到营运团队的紧急电话：平台出现可疑交易！我一边听一边喝了两大杯冰水，为了醒酒。做交易所的CEO也不容易。没有一刻能够放松。
事件是一批帐户大量买入冷门币SYS，把价格拉高后，另几个帐户趁机在高位抛售，并申请提款。好在我们的风控系统及时察觉异常，马上暂停了这些提款请求。
调查后发现，骇客透过第三方平台盗取了大量用户的API密钥。由于光有 API密钥无法直接提币，他们就选了SYS这种小市值币种做局：先操纵价格暴涨，再用有提款权限的关联帐户套现。
这类攻击我们还是头次遇到。为彻底解决安全隐患，我们当天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置所有用户的API密钥，要求大家停止在第三方平台共享密钥；回溯可疑帐户的异常交易；为受影响的SYS交易者开启零手续费补偿通道；同时增加对API密钥非对称加密的支援。
这场风波虽棘手，也让我们提前完善了应对新型攻击的防御体系。
楚格2018年7月7日，我飞到瑞士楚格参加区块链会议。当晚主办方在湖边餐厅为50多位演讲者办了欢迎晚餐，孙宇晨找我合影，还发了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媒体和水军们误传成我们俩「私人密会」。其实拍照时旁边不少于50个人。
第二天，Vitalik在台上公开说：「我希望所有中心化交易所都下地狱。」
好多人问我怎么回应，我觉得这只是他表达去中心化理念的方式，并无恶意。Vitalik性格独特，是纯朴的天才，但有时也会说话不经过大脑。
那天，我在瑞士饭店正在感冒，喉咙疼得厉害，刷新闻时看到东京正遭遇严重洪灾。
日本洪灾暴雨赈灾当时日本暴雨已经造成80人遇难。对一个防灾体系完善的国家来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了。我马上召集团队开会，提议从币安捐100万美元来赈灾。
大家都立马同意了。
那时正值加密寒冬：比特币从两万美元高点暴跌至6600美元，「比特币已死」的标题文章到处都是。而且就在三个月前我们还收到日本金融厅警告，也已宣布退出日本市场。
但我曾在日本生活多年，有很多朋友还在日本。捐赠关乎平民，无关政治。
我一直觉得：能帮，就要帮。
我们很快就完成了捐款[19]。
日本与国际社群的反应超出了预期。作为首批捐出大额善款的加密企业，我们倍感自豪。
我们的一位共同创办人的太太是日本人，他对我说：「CZ，我为自己在这家公司骄傲。」我用谷歌翻译看了很多日本网友的留言，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已经离开日本了，却还在帮助我们。我们等著他们回来。」
我知道做得对。命运终究眷顾善意。四年后，我们持牌重返日本。
币安慈善基金会币安成立三年前，2014年4月15日，我写过一篇关于用加密货币做慈善的部落格，强调了区块链的透明性，能透明地追踪善款流向。当时看到一个数据：80%的捐款最终都变成了中间人的「行政费用」。这篇论文现在还能在 GitHub上找到[20]。
当受益人收到加密货币的捐款，能让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第一印象更好，打破传统媒体不公平的「只有毒贩才用加密货币」的说法。
就我个人来说，2014年我和何一就组织过捐款，帮助一位确诊白血病的社群成员筹到了9个比特币，用来支付治疗费。那时我们既没财力也没有影响力，但一直抱著能帮就帮的初心。
日本捐款之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怎么把慈善做得更高效率、更专业。这成了币安慈善基金会成立的契机。
我需要为基金会找一位负责人。而当时我心中已有人选。
当时Helen在帮我安排非洲的会议，我问她是否愿意领导币安慈善。她立马答应了。她看到了区块链技术能给公益带来的变革，也清楚预见了币安未来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Helen行动飞快。2018年7月底，我们正式成立了币安慈善基金会。这是一个独立营运的公益组织，虽用了币安品牌，但独立于交易所营运。基金会的使命是：用区块链技术支援社会公益，致力于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推动健康研究和疾病防治，尤其在欠发达地区。
这个组织完全透明，每一笔捐款都可以用区块链技术追踪，直到最终受益人。
这些年下来，币安慈善支持了50多个项目，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就说几个我印象最深的吧。
我们最先推出「儿童午餐计划」，为发展中国家学童提供午餐。孩子们能在学校里吃上午饭，就会更愿意留在校园，否则很多就会辍学。这个计划从乌干达开始，第一期就让200多名学生吃上了午餐。项目后来覆盖了非洲数万名学生，每份善款的流转在区块链上都清晰可见。
后来，我们将「午餐计划」升级为更全面的「币安儿童关怀计划」，把重点扩展到贫困地区的教育。在非洲各地，我们援建了超过100所爱心学校；在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不光提供奖学金和学习用品，更帮著修校舍、改善教学设施，让孩子们能有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们还和几家非政府组织合作，用区块链技术做了「粉红币」项目。这个计划让非洲女孩能用上卫生棉等女性健康用品，既保障健康，也帮助她们继续上学，推动性别平等。
2018年，乌干达布杜达地区发生严重山体滑坡，我们马上启动「帮助布杜达计划」，不仅送去食物、帐篷等紧急物资，还支援当地的人们重建家园、恢复生计。
多年来，币安慈善基金会的援助范围覆盖了从新冠疫情到土耳其地震的诸多救援，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Helen和她的团队为币安慈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六年后我创立GiggleAcademy时，有人觉得意外。但所有一路看著币安慈善走过来的人都明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早已是我生命的议题之一。
艾滋病检测不，不是我。
Helen招了三位特别强的女同事，常驻非洲各地推进公益项目，经常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有一次，团队成员Iris在非洲连续工作三个月后，身上突然莫名出现皮疹。回上海当晚，因不确定皮疹会不会传染，她一到家就主动和丈夫分房睡，把自己隔离起来。
第二天一早她去医院检查。医生听说她刚从非洲回来，建议做个HIV检测。
几分钟后，护士在拥挤的候诊区大声喊：「做艾滋病检查的女士，请到柜台来！」整个候诊室的人瞬间齐刷刷地退开，好像她周围有个无形的隔离圈。
幸好检查结果出来，Iris只是普通的皮肤过敏。但这个小插曲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团队在全球做慈善时，不仅要面对工作上的挑战，还要承受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Iris至今仍在BNB生态圈里带领著重要的项目。
新冠疫情两年后，新冠疫情刚暴发，我就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最先向武汉支援医疗物资，随后援助世界各国。
2021年5月，我在新加坡得知朋友Calvin正与印度政府联系。当时印度疫情失控，急需制氧机，却拿不出预付款。供应商没法预支。虽然印度政府承诺事后结算，但企业要发工资、维持营运，不敢冒这个险。
我当即表示：「让币安慈善基金会来帮忙吧。」
24小时内，基金会拨付90万美元，采购了两台大型氧气罐。每台能救6000人。48小时后，这批救命设备就从新加坡发往印度[21]。
2022年春天，中国再次进入封控，所有人在家隔离近三个月。币安团队很多成员的家人还在国内。透过多方朋友协力，我们在封控期间为800多个员工的家人们送去了食品和物资。
员工Qikai给我发来讯息：「当年迈的父母急需食物和帮助时，我无能为力，兄弟姐妹和朋友也无能为力，政府也顾不过来，还是币安伸出了援手。」她说这份情意永生难忘。那段时间，我收到很多这样的讯息。
想让员工照顾好用户，公司首先要照顾好员工。